网络环境下消费行为探讨

这些年网络经济高速发展,世界各国对网络经济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作为参与主体之一的消费者,其在网络经济条件下行为的研究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对网络市场环境分析入手,并且简单介绍传统条件下消费行为模式与消费特征,主要探讨在网络环境下的消费者行为特征以及与传统的消费者行为模式相比所发生的变化,分析可能影响消费行为变化的主要因素,提出关于网络条件下消费者行为变化的4P市场营销策略.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环境理性与决策规则变化

尽管组织管理学、行为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在有限理性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区别,但是,在本质它们存在高度一致性,即围绕特定的理性目标,探究特殊环境下有限理性对主体行为人决策的影响。本文从不同角度对环境理性影响决策规则变化的进行研究,认为环境理性是源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知和合理定义的并对决策者期望效用水平产生影响的一种现实的理性状态。并试图用环境理性解释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企业垄断竞争行为与市场多态均衡现象。     

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

农村金融组织既具有经济人属性,又具有社会人属性;既具有经济理性,又具有社会理性,社会理性约束经济理性。当农村金融组织实现经济人属性最大化时,必然对其非股东利益相关人的经济利益实现构成限制条件,并且其经济行为嵌入到各种社会结构之中或各种非正式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结构或非正式社会关系的约束,以实现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在社会本位法哲学的影响下,其承担社会责任无疑具有正当性。其在交易对象、服务内容、风险防范和政府干预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所承担社会责任的质的规定性。按照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应建立权利塑造、主体建构、行为约束、风险防范和政府支持等法律制度,督促农村金融组织履行社会责任。     

公共理性·公共价值·学术期刊

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它是以公共性为特征的.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交往空间得到拓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域空间开始形成.从公共理性的视域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就是多元性知识主体进行多元性异识整合的一个平台或者说学术交流的公域空间,同时也可以说是催生与促进公共理性成长的摇篮与温床.当多元异识主体在某一社会问题的争论育出纸上发生碰撞与交流而不得共识的当口,就需要一个中介平台为各方异识提供整合的空间,从而为重叠共识的形成创造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今天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作为一个公共平台承载着民族精神重振、思想理论创新、文化观念引领的重要历史使命.     

论历史认识的特殊性

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可以从认识客体的特殊性、认识主体的特殊性、真理检验的特殊性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客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客体具有间接性、符号性、价值性。主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理性的指导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的,又内在地包含了人的动机、欲望、情感、意志这一类非理性因素。真理检验的特殊性表现在:检验历史认识的最终标准还是社会实践,但在具体的检验途径上则是分层次的。     

后现代法学的批判价值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对现代法学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否认理性个人作为法律主体的存在,反对法律本质主义,否定法律的同一性和普适性.这些批判性观点在其终极指向、发现的问题、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精神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价值.本文试图在梳理西方后现代法学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力求揭示其批判对法学发展的价值所在以及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启示.     

网络经济与政府反垄断改革

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运行形式,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存在许多新的运行规律,由此导致网络经济条件下的垄断市场在形成机理与表现特征方面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针对这些变化,政府反垄断的目标取向、内容确定及方式选择等方面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网络二重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解——网络经济与生产方式关系研究系列之一

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使网络经济骤然兴起、方兴未艾.当今世界在经历"千年的终结"后已进入"网络社会".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其主要特征在于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技术基础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网络经济作为21世纪的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结构、经济形态在社会经济结构变迁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网络经济内在的网络二重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巨大冲击,最终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和扬弃.     

中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极

网络经济作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 ,其主流模式是传统产业的信息网络化。以长江三角洲为经济主体的苏、浙、沪三省市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IT产业链及网络人口分布的密集区 ,并具有一定的行业电子商务优势 ,它将成为中国网络经济的发展极。苏浙沪发展区域网络经济的战略取向应该是 :构建促进网络经济发展的区域制度框架 ,形成工业化的区域网络经济体系 ,提高区域网络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协调水平 ,培育和开发区域性社会资本     

论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理性人”的塑造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处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在21世纪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既要重视经济增长,又要不忽视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它的支撑力与传统发展模式简单地依靠自然资源和动力的支撑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向现代的"社会理性人"的转变势在必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改变陈旧观念,弘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目标,在具体的行为上塑造"社会理性人";加强法律保障,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社会理性人"的塑造也必将成功,而且一个文明生产、文明经营、文明生活、文明消费、文明娱乐、文明活动的人文社会也必将会确立起来.     

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兼谈和谐社会中的经济法理念

以弘扬科学理性、主体自由为主旨的启蒙运动，直接孕育了现代性的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法的现代性实质就是法的理性化。作为市场经济问题矫治工具的经济法，在制度构成等方面具有与民法等部门法不同但并非根本差异的现代性。基于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扬弃、实质理性对形式理性的修正。经济法的应然、实然价值越发彰显.由于现代社会合法性危机并未真正得以消解，经济法同样需要借助后现代视域下的反思嬗变，这是经济法理念应加以更新的内在动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维度下的思考同样有助于中国经济法发展的合适路径选择及完善。     

城郊乡村治理问题研究——以重庆市东风村为例

中国的农村有许多种分类,而城郊农村属于其中的一种,具有特殊性。重庆市东风村地处城市边缘,属于典型的城郊农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该村庄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治理主体和经济建设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完善思路对中国城郊乡村问题研究将具有启发意义。为响应新农村建设的号召,可以从选拔优秀人才,加快经济文化建设和提高村民素质方面对城郊乡村治理进行完善。     

互联网下的农村社区--对桑坡的实证分析

桑坡是全国第一个利用互联网的农村社区,探讨其利用互联网的前提条件、互联网对农村及农民生活的影响以及目前网络经济及电子商务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科学理性地认识互联网及网络经济有重要意义.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学术期刊要凸显主体性意识——兼谈如何提升综合类学术期刊的价值和地位

学术期刊的边缘化情形严重地削弱了我国学术期刊的主体性意识,因而也严重削弱了它的存在价值和社会地位.学术期刊是一种独立价值和公共理性,其主体性主要由独立意识、批判意识和问题意识所构成.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范围内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要凸显自己的主体性意识,不能不具有引导思潮的学术思想及历史责任感.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构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性基础

本文通过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作了阐述,论述了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现代政治文明的四大特征,构筑现代政治文明的人文价值精神、科学理性精神、社会契约精神和民主法制精神等四大思想理性支柱,强调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导理性精神。     

网络空间的人文精神缺失——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人文反思

对虚拟网络的过度崇拜与依赖,使原本稳定的、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遭受异质性、分散化、多重化的对抗,进而在社会人文层面,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极度张扬和价值理性的相对萎缩,并通过技术观、伦理观和文化价值观的异化集中反映出来.网络空间人文精神的缺失,首先表现为工具理性在技术观上对人文价值的胁迫和瓦解.网络空间人文精神的缺失主要体现在网络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与同一化、个体性与社会性、现实性与虚拟性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人文精神相悖的矛盾上.     

人文精神构建的实践路径

在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同样面临着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所谓“现代性”附魅,即人文精神在科技理性和实用理性的“现代性”双重挤压下不断萎缩。从人文精神的基本存在形态和驱动主体分析,构建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基本实践路径可以有五方面:一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人文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二是着力推进人文科学和人文教育,三是加强日常生活的人文导向,四是不断强化知识分子的人文导引和示范作用,五是注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制度建设职能。     

人工智能何以为“人”——人工智能时代之民法因应

人工智能是否可为法律主体的问题，关涉民事主体制度的调整，也为解决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具体法律问题提供不同思路，对此进行探讨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既有“人工智能”的各种解读以及“智能”“人工”的分析可知，人工智能的核心在于，使机器或其他人工系统完成需要人类智能的特定任务。在民法上，自然人成为民法上的“人”是基于人类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伦理考量；而作为实证法概念，法人是法律构造物，其成为权利主体则主要源于社会经济现实的需要。与自然人相比，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虽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的特征，但并未达到成为理性主体的程度，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存在成为理性主体之可能。当然，是否具有理性并非决定人工智能可否为法律主体的唯一因素，权利义务的可归属性是主体的基本要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自主性逐渐增强，未来可基于现实需求从侵权责任主体开始，承认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