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观的拨乱反正

台湾当局近期拟修改中学历史课本,将台湾自外于中国;惟大陆与台湾间之关系源远流长,着于史册;依据史料及清初对台奏折可知,至少是三百多年以前,海峡两岸的关系即已十分密切;相关奏折的内容清晰的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台湾经济、治安以及国防的治理用心。凡论及台湾与大陆关系的历史文章,均不应忽视清朝宫中档案的重要参考价值。     

具题与折奏之间:从“改题为奏”看清代奏折制度的发展

清代公文书初沿明制,分题本与奏本二种。地方大小公事用题本,个人私事则用奏本;前者用印,后者不用印。康熙皇帝为了广耳目,防泄密,要求特定官员就所见所闻,亲自缮折,差人送至宫中,经其批阅后,发还当事人。这是康熙在正式公文书外,与亲信间另辟的通讯管道。这种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在雍正朝不仅持续进行,甚而盛大发展。雍正皇帝不但扩大了折奏官员的范围,而且订定规章,确立自缮折、传递、批阅、发还、缴回的程序,清代的奏折制度自此成形。乾隆十三年,以"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为由,废除奏本。题本与奏折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沟通管道,地方例行公事以题本上报,重大事件则折奏以闻,直达天听;这种君臣间公私文书并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末,成就了清代特有的文书制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以"整顿庶务,诸事务去浮文"为名,谕令所有具题之件全数"改题为奏"。此一谕令结束了题本二百多年来担当上下沟通的公文书任务,而改由奏折单独承担。不过,光绪二十七年的废题本不是改题为奏的开始,而是改题为奏的结束。乾隆朝以后,经由改题为奏的提出,奏折不再只是统治者与臣僚间的私人通信,而是与题本一样具有公文书的性质。我们今日所认知的例行公事用题本,重要公事用奏折,其实是这个改题为奏过程的结果。     

清代的立嗣文书研究

清代,立嗣文书是立嗣继承法律关系成立的标志和保证。清代的立嗣文书有其一定的格式,主要包括立嗣人、立嗣主持者、参与者、立嗣的原因、立嗣的方式、结语与画押等几部分内容。清代的立嗣文书具有法律上的凭证意义和约束作用,而且立嗣文书的内容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及相关法律问题,折射出清代家族家庭关系问题和妇女的权利保护缺失问题：     

范式转换视角下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究

清代民国契约文书作为史料的学术价值,已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对各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书写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顾其发展进程,发现有关学者多以其研究主题为类别,分类详细展示和说明研究的具体内容,对于背后理论范式的变迁虽有注意,但未有系统的归纳和总结。理论范式对于契约文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其对研究的基本关怀、研究主题、史料选择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时期契约文书范式的转换和更新也对于重构整体中国历史叙事有着重要贡献。本文以研究范式及其转换为视角,将近百年的清代民国契约文书研究历程划分为对于西方概念和理论的移植与调适、从中国自身语境出发讨论民间自生秩序与自发市场,以及新时期范式转换下的理论危机三个时期,从而尝试对其研究变迁进行体系结构的说明解释和理论层面的整体把握。近年来,历史理论和现实社会的变化使得契约文书研究在不断深入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范式转换下“失范”的困境,碎片化的倾向使得很多研究难以与学术界的基本议题进行对话,也难以深入理解和认知中国区域和整体社会。在目前契约文书搜集数量快速增加的情况下,其研究学术价值的增长离不开理论范式的指引。近年来,学界对于总体史和区域...     

“礼”入苗疆: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

雍正朝大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清王朝对该地实施了全面的开发与经营，推行礼治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全面干预婚姻生活成为礼治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开始以“六礼”的程序来实现婚姻的缔结，且在初婚与再婚里，已逐渐形成了“文字凭据”的观念，“庚贴为凭”的婚姻程序为人们所接受，一般性婚书开始流行。而“嫁卖生妻”、休妻与退婚，是人们娴熟利用儒家的“礼”来强化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权的表现。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积极地参与人们婚姻的缔结与变动，这种婚姻监督与监管权从亲属向政府地方代理人的转换，无疑是一重要的新转向，表明国家权力通过干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社会。     

清代男风的年龄问题分析

刑科题本中包含鸡奸情节的案件,系清代法律文本对于男风的表述。案件当事人的口供信息,可以作为量化研究的数据。分析可知清代好男风者追逐男风的活跃年龄大致在30—36岁之间,追逐对象则是17岁左右的青少年男性,双方年龄差约为15岁。三项数据大致反映了清代男风的年龄结构特点。部分好男风者更为偏好年幼男性。决定好男风者的性要求是否能够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被动者的年龄。     

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其在清代政治中的作用

在清代的统治经验中,制度建设不无重要:如摊丁入亩制度、钦差大臣制度、秘密建储制度等等.奏折制度创立于康熙时期,发展于雍正时期,成型于乾隆时期,是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制度.它的产生适应了清初政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流程和制度化的规则,对清代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清水江流域林业管理及其生态效益探究——以清水江文书为研究视角

清代,清水江流域遗留丰富的林业文书,详实记载了当地人民的林业生产活动,弥足珍贵。文章通过梳理和分析清水江文书,对其中的林业管理及其生态效益进行了研究。通过深入研究,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为进一步强化民族地区的林业管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清代奏折农业词语札记--以《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为例

清代奏折中有较多有关农业的词语,而现有大中型辞书均失载。通过运用归纳法、系联法、参证方言法、文例求义法等训诂学、词汇学方法,考释《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中一些词语的意义,从而为清代农业史、社会史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同时弥补大中型汉语辞书的缺失。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制度研究

清代"回疆协办大臣"奏折有联名会奏和单衔具奏两种。一般而言,八旗"回疆协办大臣"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联名会奏言事范围不同,八旗"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仅限于本城和属城,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言事范围则限于本地维吾尔人事务和临近藩属事务。奏折的言事范围所反映的本质问题是权力分配,故八旗、维吾尔"回疆协办大臣"与参赞大臣会衔联名具奏言事的范围与其本职权限基本一致。其单衔具奏,分为循例具奏和秘密参奏两种。当回疆参赞大臣携印"出差",其协办大臣暂用旧储办事大臣印信办事,此间单衔具奏言事仅限本城与属城"寻常日行事件",重要事件与参赞大臣会商联名具奏。乾隆四十四年,经西成奏请,准许回疆协办大臣专折密奏,有利于回疆协办大臣监督牵制正办大臣。清代新疆大臣公事奏折准许驿传递送。嘉庆以后,为免徒劳驿站,又规定了一些细节问题,如循例奏折先后规定五折发递、临城转递,紧要事件、参奏仍准专折驰递。     

试论清代官员的致仕制度

致仕制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官员年老退休制度），是我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官员致仕制度多袭明制．但仍有其独特的变化和规定。尤其在晚清时期，统治危机急剧加深，对于年老官员的致仕问题，清朝最高掌权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致仕年龄的无定制和灵活性．以及致仕待遇的优厚性这两大特色在此时期表现的尤为显著。     

论明代公文风格的嬗变

明代公文的风格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嬗变 ,即多样期 (洪武至永乐 )、分化期 (洪熙至天顺 )、集中期 (成化至嘉靖 )和异化期 (隆庆至崇祯 )。公文的制义化、缺乏巧妙的进言策略以及屡禁不止的繁冗现象等 ,则代表了明代公文区别于其他时期公文的主要风格特征。     

论先秦令书

先秦令书是先秦统治阶层发号施令时使用的一种公文书。有的先秦令书是由统治者直接下发的,而有的则是统治者以天、帝的名义发布,但无论何种形式下发的令书,如有违犯受到的惩罚都是相同的。殷商甲骨卜辞所载的令书为目前所见到的我国最早的令书实物。"令"与"命"是先秦令书的代字,不过令字的使用早于命字,而且,令字起初在殷商时只用于命令之意,至西周时才开始利用令书进行赏赐和册封。秦统一后改命为制、令为诏,先秦令书才完成其历史使命。     

论清代官服制度及其文化蕴涵

清代服饰是满族入关后 ,强行推行的游牧民族服饰 ,在中国服装演变史中是变化较大的一种 ,清代官服在此基础上产生。清代官服制度是我国历代官服制度的延续和发展 ,是在坚守本民族旧制度基础上参照了汉族服饰制度后加以发展的。清朝政府在制定服装制度时 ,既保留了汉族服装制度中的某些特点 ,又不失其本民族的习俗礼仪 ,是中国历史上服装制度中最为庞杂和繁缛的 ,其条文规章多于以前任何一代。考察清代官服对了解其时民俗与社会 ,以及衣、食、住、行均有助益     

清代官服的文化意蕴探析

仪礼功能是清代官服的主要功能。清代官服以儒学为灵魂,以满族服饰风格为形式,既蕴涵汉族传统文化,也继承满族游牧文化传统,体现儒、道、佛各家的思想,是民族融合与保留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清代官服表明清朝统治者既不墨守成规、顽固守旧,也不对本民族文化完全否定,是满族对本民族文化尊重与自信的体现。     

宋朝公文的“检”与“书检”

宋朝公文在形成、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形态,以及这些文书的签署情况,构成了考察各官司日常政务处理及权力运作实态的切入点。本文探讨了宋朝公文制度中检与书检的含义和作用。检是公文产生过程中的一种文书形态,具有相关公文存本的功能,使得各项政务的处理有据可查,确保文书流转的严密性。与检的使用相关,书检这一政务处理的方式,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公文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书检一方面表明相关负责官员的职权范围,保证了官司事务处理的正常运行;另一方面维护官员的身份秩序,是宋代公文制度中对官员等级秩序的一种巧妙安排。     

旅沪广帮与首次官派幼童留美

旅沪广帮与洋务运动关系密切,以往的研究重点考察参与创办洋务企业的情况,而较少讨论他们与首次官派幼童留美之间的关系。发生于1872到1881年间的官派幼童留美,在甲午战争前的中国留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粤人在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旅沪广帮参与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代戏曲目录学的世纪建构

目录学作为一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问,向被称为读书治学的门径之学。清代戏曲研究之能在20世纪取得重大成就,与一大批为发掘、整理"新材料"的学者们的辛勤劳作密切相关。尽管20世纪并未见一部独立的清代戏曲目录学的专著,但我们仍能感受到学界为清代戏曲目录学的建构所做的不懈努力。     

肃顺与晚清吏治

吏治的好坏影响着民心的向背,民心的向背决定着王朝之兴亡、国运之盛衰。乾隆中后期以来,清王朝吏治败坏,腐败丛生,整饬吏治势在必行;咸丰帝即位,肃顺秉政,接连兴起几个大狱,意在抑制腐败;肃顺对吏治的整顿,为清室的"中兴"扫清了道路,提供了条件;肃顺整顿吏治的成效虽然是明显的,但他对官吏的惩处既没有超越法律的规定,与前期同类案的处治相比较也没有从严;吏治腐败已成为王朝的痼疾,肃顺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晚清吏治。     

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论析

要想提高史学史研究的水平,深入研究历史编撰学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篇上,通过以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为例,证明用"通识"的眼光,宏观地分析一种史学体裁演变、发展的轨迹,更有助于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目的是为建立历史编撰学的体系做初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