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文化自觉,推进海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

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是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最重要的进展,是我国人文科学学术观念的重要转变与最重大提升的标志之一。本文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原则做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应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用学术史的方法展开海外汉学的研究,将比较文化的方法作为分析的理论,开辟对西方文化史中的东方因素的研究,并通过对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动,揭示中国近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     

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三点反思

任何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及时进行反思,以正方向。国内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开展了近四十年,规模宏大、成果辉煌。但瑜不掩瑕,学界对于汉学-中国学的学术发展史尚有认识不清之处,在研究实践上也有所偏颇;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尚未能在东方学的大框架内充分展开,只是就汉学而汉学;汉学研究的路径也应充分考虑海外汉学"外国学"的本质,拓宽研究思路,吸纳外语学科的进入。     

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批评范式

将中国文学引入西方世界的译介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开始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致力于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文学选集的编撰。一些文学选集被作为美国高校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途径;以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海外汉学研究的面貌不能仅以代表性学者的论断来框定,将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套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需要对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差异导致的认识偏误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及英美反知性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读也需要正确认识。虽然英美主流媒体仍习惯沿用这种批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小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理论范式的转向,显示出重建文化研究格局的趋势。     

关于海外汉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力作——评阎国栋著《俄罗斯汉学三百年》

<正>海外汉学,顾名思义,就是海外学者对中国文化所作出的研究。他们运用西方的理论和学说,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见解,对我国文化学说进行研究。阎国栋教授著的《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就是这样一本书,他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客观的立场,由中俄文化交流开始,引发了俄罗斯对汉学研究的开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是学术丛书《列国汉学史书系》中的一部,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系我国学术史上第一套汉学史书系。该书由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汇集了一批既谙熟外语,又具有     

新世纪以来国内海外汉学研究管窥

海外汉学研究是一个涉及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领域,在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新世纪以来,海外汉学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研究成果数量呈螺旋式上升趋势,多渠道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有效举措,术业有专攻的研究机构成为海外汉学传播的重要阵地,专业性的学术刊物既是传播海外汉学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同时又见证着中国海外汉学的发展历程。在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传统文化研究者应该以宏观的战略眼光去把握最新的海内外研究动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经常审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危机,综合运用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分析方法,以求同存异的胸怀开启深度研究,推动海外汉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充分彰显海外汉学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我所认识的“海外汉学”

"海外汉学"最终仍是植根于"海外"的汉学,其问题意识与学术理路,必须置身于各自所属的学术与文化环境中去理解;在一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里,本国文学研究必须建立自身完足的主体性,才能与"海外汉学"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     

当异质性冲击成为历史——对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学曾对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汉学的异质性力量已经衰减,有必要在学术逻辑的层面上对其进行客观检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起,是汉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它在国内引发的学术焦虑.则与20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反思和学术转型密切相关.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有追随西方学术热点、受制流行理论之嫌,但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仍显示了活跃的学术创造力,而且它与国内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关系,已成为我们面对的学术新传统的一部分.     

“中国学”的本土化

"中国学"本土化需要特别重视四个问题:第一,要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方中心主义"曾经在西方学术界相当流行,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欧洲的一切都是普遍的";"把自己看成是若干文明之中最卓越的文明,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并把这种长期积淀的文明优越论、价值观和偏见"强加于人",形成"话语霸权"."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就是把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道路普遍化的思维模式.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对西方理论就是盲目信从和生搬硬套,从而产生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汉学主义"风气."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就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它将近代英国走过的经济变迁道路视为普适性的经验,因此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定位在寻找这种"普遍道路"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或者拷问它为什么没能在中国发生的原因上.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仍大量使用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用西方的逻辑、观点解释中国与世界.学术主体性的严重丧失,导致我们在观察中国和世界的理论中处于"双重失语危机".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学正随之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术.海外汉学研究客观上有利于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与研究方法反现自身的文明,但其最初的出发点、主观动机并非完全出于利他主义.而今日中国学界在与国际学界对话时,往往无视汉学的功利性与目的性,以一种仰视的心态看待海外汉学研究,在本应曩具自信的领域反倒极尽谦卑之能,流露出与国情相反的文化不自信,使得民族文化身份成为一个问题.对于海外汉学,应借鉴其方法,立足于本国传统,深入本土问题,放眼未来发展,才能真正重建中国学人的民族、文化、学术自信,与国际学界平等时话.     

美国汉学界区域研究述评——以施坚雅模式为中心

区域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流行以来,逐渐渗入海外中国研究的方方面面,成为汉学及人类学发展脉络中的几大范式之一。文章在总结以施坚雅为代表的区域研究法及其巨大反响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出它与西方相关理论的对话,并反思这种社会研究框架运用于文化研究时可能出现的问题。     

直面"汉学"的文化偏执

作为"西学"孪生物的"汉学",建构了堪称是比较成功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内地学术现代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其据"汉学"流行价值观念和方法攻击和贬损20世纪中国文学的言论,就存在着明显的偏执.本文结合实际略举三端:动机之偏、理解之偏和心态之偏,并吁求持续反思和竭力振作,正确地面对"汉学",直面和消解"汉学"存在的文化偏执倾向.     

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

西方国家经常在中国边疆、边界问题上寻衅滋事,这与西方汉学著作在西方构建的中国版图形象密切相关。这些汉学著作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的描述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西方汉学著作在误解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国本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朝中后期行省管辖的区域,继而又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的中国版图形象。由于缺乏来自中国学界客观有力的批驳,致使这些错误观念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对中国领土、疆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国学者应促进相关学术成果国际化,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揭露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法国汉学发展史概述

法国是一个重视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国家。在西方国家中,法国很早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把汉学视作一门“对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在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感召下,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对科学的热爱以及其学术的追求,法国的汉学研究逐步从个人自发的兴趣发展为专业、规范的学科,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典范。     

中西比较中的求同趋势与汉学主义之根源

汉学主义是与汉学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反映了西方对于中国研究的一种知识范型与学科体制的建构,这一过程难以避免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汉学主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一种西方中心论操控下的产物。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强势话语占据主导权,中国知识形态的现代化演变为一种全面西方化的趋势,传统、历史、现实之间被割裂,而比较文学的失语症正是盲目向西方趋同的一个重要表现。针对汉学主义产生的相关问题,变异学作为一种以异质性和变异性为基础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强调在一种交互、混生的状态下在异质文化之间形成一种自然合理的文化调节机制,从而实现一种真正的内在平等,同时也为解决汉学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论思路和启示。     

汉学文化理论:一个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汉学文化理论研究栏目”代序

新世纪以来有两股强劲的学术新潮:一是文化理论研究,二是国际汉学研究,它们各擅胜场,各有读者,但彼此少有沟通,这对于两者来说,都将是莫大的损失。本文以汉学之如何处理日常生活和他者为例,试图证明,汉学与文化理论具有本质性的联系,或者说,汉学天生就是一种文化理论。而且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以及必然跟进的中国文化的全球化,汉学家的目光将扫荡中国文化资源的方方面面,以解决当代文化理论的种种疑难,那时汉学将是全方位、全时间的文化理论。目前我们需要沟通汉学和文化理论,开辟"汉学文化理论"这样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

近代德国著名汉学家夏德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的学术成就学界尚未有人论及,某些专门介绍德国汉学的著述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关于他的情况往往只有数百字的概括性介绍,甚至有的仅在注释中提到,专文全面论述夏德的汉学成果迄今未见。夏德的汉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考证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大秦即叙利亚,论证了西方的匈人与中国匈奴的同一关系,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高度评价清代的绘画艺术并推动了西方人对晚清文件体书面语的研究和教学。     

1949年以来传教士与汉学研究评述

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讲,最早步入全球化进程的是宗教。基督宗教四次来华,在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历程中,传教士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而形成的"汉学",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图像"的构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中国人的自省认识至关重要。文章从四个方面,即汉籍研究与中学西传、西学东渐与社会变迁、传教士汉学著述、传教士汉学家为主题,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对传教士与汉学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