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皇家特性

云冈石窟从开凿起到主要洞窟的基本完成,无不与北魏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昙曜五窟"的开凿宣告了"沙门不拜王者论"的结束,而政治上的需求则引发了艺术上的创新和发展。皇室与社会民众的互动促进了佛教艺术世俗化的进程,并形成了云冈造像模式。     

云冈石窟开凿的背景略论

北魏开凿云冈石窟始于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年),这项工程历时60余年,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昙曜能够在皇权支持下开凿石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全国各地的石窟开凿和佛教造像现象已经广泛流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均有热衷于佛教造像者,使开凿石窟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北方僧侣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融入佛教之中,对教义的变革迎合了皇权的需要,将皇帝地位提高到了佛的高度而受万民敬仰,同时文成帝将佛教视为巩固北魏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国家层面对佛教发展给予了支持,这也是石窟能够开凿的根本原因。师贤、昙曜等高僧精于佛教造像艺术,将天子即佛融入到造像艺术之中,迎合了文成帝的政治需要,同时为佛教的发展争得了皇权的庇护和财力支持。     

“昙曜五窟”与帝都文化

＂昙曜五窟＂是北魏王朝皇家石窟营造的开始,也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代表。它蕴涵了平城帝都文化的精髓,全面展示了北魏帝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底蕴,是北魏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昙曜五窟＂在理念上与大同城市文化相通,成为今日大同城市文化的名片。     

试论北魏冯太后与佛教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在其临朝听政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开凿方山石窟、扩建云冈石窟、修造寺塔、剃度僧尼并支持昙曜等人的译经活动,促进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但冯太后并不一昧崇佛,她对佛教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利用佛教巩固统治,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另一方面则对佛教实行限制,通过检校僧尼、禁止僧人自行游历村落等政策,使佛教不至于过度发展,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九五至尊思想在云冈巨佛雕刻中的体现

云冈石窟早、中期的开凿贯穿着"龙飞九五"、"九五至尊"的思想。早期的昙曜五窟,就是从"九五至尊"的"五"得阳位之中正,即最理想的地区而来。昙曜五窟的五尊大佛,分别象征着拓跋珪(20窟)、拓跋嗣(19窟)、拓跋焘(18窟)、拓跋晃(17窟)、拓跋濬(16窟)。而孝文帝时继续开凿的四大窟,继承了昙曜五窟开凿时确立的指导思想,与昙曜五窟共同构成了"九五"之"九",中期的四大佛窟分别象征着拓跋弘(13窟)、元宏(10窟)、文明太后冯氏(3窟)和元恂(5窟)。都体现了佛教必须为皇权服务的原则。     

“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岗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

大金西京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省大同市城西三十里的云岗石窟.这里"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水经注卷-三?水),"石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余人,面别镌像,穷诸巧丽,栉此相连三十余里"(续高僧传卷-昙曜传).这伟大工程不仅是我国佛教艺术中的精华,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巨迹!石窟的营建,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知由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昙曜请凿五窟开始.之后,魏书卷六显祖纪、卷七高     

昙曜五窟佛像发式的“云冈模式”及其影响

昙曜五窟作为跨文化时代背景下开凿的中国早期佛教石窟,其艺术风格受鲜卑游牧文化、河西文化、中原汉族文化、西域犍陀罗文化的综合影响。昙曜五窟佛教造像之发型样式主要可分为水波纹发、磨光肉髻及丝发三类,是为中国早期官造佛像发式的基本形态。佛像发型样式的“云冈模式”之成形与发展,对诸如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中国古代各地石窟佛教造像的发型样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法庆起义几个重要问题的重新检讨

法庆起义是北魏延昌年间由冀州僧人法庆领导的一次沙门暴乱,因其自号"大乘",也称"大乘起义"。学界一般认为法庆大乘起义是弥勒信仰组织的暴动,对"大乘"一词的意义多从教派以及与小乘佛教相对的大乘观念来理解。但是从当时流行的佛教思想及经典背景来看,其自号"大乘"及起义的理论依据是直接来源于当时流行的《大般涅槃经》,与弥勒信仰无关联。     

论昙曜五窟

云岗石窟雕饰奇伟、英武华贵的造像风格是北魏皇权缔造的石窟建筑模式,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昙曜五窟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文章从时代背景、造像特点、风格特征、美学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述。     

《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一九一八年张东荪的《创化论》翻译,显示梁启超结合子弟兵在人生观论述上跨文化连结的整体性策略。虽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九二三年才爆发,早在《创化论》翻译之时,人生观派已经展开奠定理论的基础工作。由于张东荪不熟悉法文,他的翻译主要根据一九一一年的英译本及一九一三年的日译本。《创化论》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认识论"与"生命论"的对立,亦即物质科学(physical sciences)与生命科学(biological sciences)的对立;柏格森认为两者应相辅相成。对柏格森而言,科学的特质是"理性",生命的特质则是consciousness。日人将consciousness译为"意识",但张东荪认为"意识"是佛教语,不可乱用。他译为"心",来自孟子的四端说。柏格森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是la durée,日人译为"连续",张东荪则认为"连续"意指两个物体的相连接,不合原意,因此自创"绵延"一辞,表达"一物的自延长"。所谓"绵延"是"有机物的记忆"(mémoire organique)之特性,既指身体的记忆,也指"心"的记忆。因此张译的《创化论》凸显了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     

《大正藏》本《大智度论》校勘举误——以敦煌本为参校本

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大智度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典籍,其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大乘佛教的各个方面,被喻为"佛教百科全书",对中国佛教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是历来中国佛教各宗派所依用援引的重要论典。然而由于历代辗转翻刻,传世本《大智度论》亦颇有讹误脱衍之处,本文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智度论》写本与《大正藏》本相对勘,订正了《大正藏》本的部分讹误,同时指出了敦煌本的巨大学术价值,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论导致北魏灭佛的直接原因暨罪证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灭佛的原因可分为直接显明和间接隐晦两大类。在长安一佛寺中发现搜出了大量兵器、酿酒具、财物、淫室。这是刺激太武帝、崔浩等决心完全消灭佛教的四大刺激物，也是使得灭佛理由充分的四大罪证。由于当时盖吴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声势浩大，严重威胁到北魏的统治。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发现佛寺藏有大量兵器，自然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造反。饮酒酿酒、蓄财窝赃、淫乱好色，这些行径既违反了佛教戒律，又严重触犯了北魏法令。而北魏一贯严刑峻法。加之敛财还扰乱了吏治。淫乱还玷污了鲜卑人的尊严，亵渎了世家大族的高贵，有民族矛盾和士庶冲突的成分。因而这四类罪证构成导致最后灭佛的四大直接原因和理由。     

义县万佛堂建凿之起因

近世以来,撰写有关“万佛堂石窟”的文章甚丰,诸如[日]滨田耕作:《辽西义县石窟寺》、阎文儒:《辽西义县万佛堂调查及其研究》、曹汛;《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等等。①然而,北魏营州治所在龙城(今朝阳)。当时佛教很盛行,可是作为营州刺史元景,为了祈求孝文帝(元宏)病好,建凿石窟理应在龙城。那末,为何在义县“建窟立     

读《不真空论》

《不真空论》,是我国姚秦时代的佛教思想家僧肇所写的一篇唯心主义哲学论文。 据《高僧传》记栽,法师僧肇,不知俗姓为何,京兆长安人,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生于公元三八五年,卒于公元四一四年。幼时家境贫寒,为别人抄书谋生。他博览经史诸子之学,尤其崇尚老庄。常叹老庄文辞华美,而不满意其说之未尽善。后来,他读到佛教经典《维摩经》,击节称赞,以为终生归宿,于是出家投于沙门。当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在姑藏这个地方弘扬佛法,慕名投师,在罗什门下为弟子。在罗什主持的译场中,     

北齐法上与其《十地论义疏》

法上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著名佛教学者,继慧光之后,在东魏北齐的佛教界占据重要地位,所著佛教典籍注疏虽几乎全部佚失,然而从仅存《十地论义疏》残卷中仍可以看到他对当时地论学派热衷的对"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诠释中的心、阿梨耶识的见解,对我们加深对北朝地论学派的了解还是有意义的。     

正统论与黄宗羲的史学

黄宗羲的正统论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他提出正统至元代断绝,为了正中国之统,主张重新编纂《宋史》。正统论还影响了其学术思想,体现为反对《明史》设立道学传,并强烈排斥佛教。     

玄奘归朝以前中国佛教的种姓(性)说——以《菩萨璎珞本业经》为中心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究北凉昙无谶(385-433)翻译《菩萨地持经》之后,中国佛教是如何理解种姓学说这一问题。要探讨该问题,需要注意其与菩萨修行的阶位说之间的关系。阶位说是中国佛教中非常重要的学説。中国成立的疑经《仁王经》与《菩萨璎珞本业经》在四十二位的基础上加入了"十信",变为五十二位。《璎珞本业经》将《地持经》所説的"习种性·性种性"与"十住·十行·十回向·初地以上"分别对应结合,并将习种性和性种性的可达到范围对应于一切众生。《璎珞本业经》虽然利用了《地持经》的种性说,却将其与菩萨阶位说结合,弱化性种性的先天本有性,否定不能成佛的种姓(性)的存在,与《地持经》的本意产生乖离。值得注意的是,《璎珞本业经》的这种种姓(性)说在中国自古虽有被认为是不合理的质疑,但在玄奘归朝以前的中国佛教中,却属于对种姓思想的主流认知。这也反映了中印两国通过佛教交流中对同一概念理解的差异。     

在中国传播的古印度正统派哲学 ——以真谛、玄奘等高僧为中心

[提要]佛教高僧在中国历史上翻译了大量佛教文献,而且也翻译了古印度正统派哲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是印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印文化的交流中起了显要作用。真谛法师和玄奘法师分别全译了《金七十论》和《胜宗十句义论》,其他一些古代中国的著名僧人也分别在佛教文献中叙述了吠陀奥义书、吠檀多派、弥曼差派、正理派、胜论派、数论派等的思想或主要理论。梳理和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对于深入研究东方哲学和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北魏佛教与《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成书和北魏佛教的兴盛息息相关。由于北魏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举国民众追求佛事达到狂热的状态。本论文试图探求北魏皇族、百官积极营造伽蓝的深层原因以及分析民众热衷佛事的几种形式,以期考见《洛阳伽蓝记》成书的宗教背景。     

《大乘义章》与北朝佛教释义学

北朝晚期,在东魏、北齐的邺城,佛教义学兴盛,出现了一批以“义章”或“论”为题的解经文献,尤以净影慧远《大乘义章》最著名.“义章”与“义”是同一文体,属于“义”的汇编,是真正的中国文体,就其内容的组织结构而言,则是对印度佛教论义传统的继承,有两种基本形态:通论形态的“义章”,主要是对名相的分类与阐释;释论形态的“义章”,直接表现了当时的解经活动.属于后者的“义章”并不多,渐与“义疏”融为一体,常被统称为“章疏”;“义章”主要是指前者,是北朝晚期佛教释义学的主体部分,通常借用印度论典的组织结构,以当时传译的唯识思想诠释中国佛教的重要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