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计算,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对各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着过度集聚的负向作用,这一过度集聚带来的区域内产品同质化以及过度竞争减缓了产业的发展以及地方经济的繁荣。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则表明,过度集聚现象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并未饱和。此外,在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都普遍存在产业过度集聚现象。本文研究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所产生的负向外溢效应提供了实证经验,也为我国如何应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缓解产业集聚拥挤效应以及如何稳定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民族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与对策研究

为研究民族地区服务业的集聚水平,选取民族地区2009-2013年服务业各行业的增加值,首先进行现状和趋势分析,然后通过计算区位商和产业集聚指数,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民族地区五大服务业的集聚情况进行评测,结果表明,我国民族地区的主导型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未形成集聚效应。基于此,提出了增强民族地区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对策。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产业高度的实证分析

作为高级生产要素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促进制造业产业高度的提升,但这种提升作用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对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提高区域的人力资本存量、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提升作用的发挥。依据这些条件,从城市功能分工的角度做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采用CRITIC赋权法进行测度与评价,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效应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也表现出U型特征,专业化集聚的溢出效应呈现促进作用,且存在行业异质性;人力资本是约束其影响的关键因素。为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驱动作用,应注重产业内部的结构特点,抓好人力资本,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集聚。     

分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省级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

引用区位熵指数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六个方面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情况,并通过2010—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东中部作用效果要强于西部,并且影响效果逐年递增,最后得出金融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最明显的结论。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是分析判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以长三角地区有关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已呈现较明显的集聚现象,且集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上海、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

空间集聚和信息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基于2003—2018年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探讨信息化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省级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负向影响;考虑信息化的作用时,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情况下,信息化水平越高,则越有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不同密集型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要求并不相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负向影响,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有正向影响.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也会对制造业效率产生正向影响.研究认为,以制造业效率提升为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应当权衡空间集聚与信息化趋势.     

广西产业集聚现状及对策研究

产业集聚是产业活动在空间的集中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为测度广西产业集聚情况,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计算了广西产业地方专业化指数和区域分工指数,并与全国其他省、市、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广西近5年的产业集聚发展趋势。结果显示,广西产业集聚水平较低、优势产业较少且结构不合理,同时区域分工水平较低,但从趋势来看强势产业集聚程度开始增强。根据广西产业集聚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改进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2011-2015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情况及两者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旨在为福建省产业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福建省制造业的企业集聚程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反之,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企业集聚程度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泉州市、龙岩市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最具专业化优势的地区;福建省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呈现"平缓-低速"的下降趋势,各设区市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且变化趋势各异,其中,协同集聚程度最高、最低的地市分别是厦门市与三明市,形成了沿海高值片区包围内陆低值中心的"OJ"双层空间结构。     

产业集聚与城市能源效率：理论机制与空间经验证据

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是目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提高能源效率则是解决该双重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考虑到上述事实，基于改进的产出密度模型探讨了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利用2006—2019年278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共同前沿数据包络方法测算能源效率，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加以验证并探究其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发掘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协同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能源效率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创新水平与资源错配是产业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中介机制。长短期效应的分解显示，在短期内，制造业集聚会对能源效率提升有较大影响；而在长期，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此，应更加注重未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创新水平；同时，也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实现能源效率的长久提升。     

北京零售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零售产业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会给行业内部企业以及区域经济带来诸多集聚效应,如降低交易成本,解决行业就业问题等.本文选取零售业作为产业集聚研究对象,并以北京市零售业为例,对北京市零售产业集聚水平以及零售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分布格局

通过对2000—2010年间中国286个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量化与实证研究,全面分析中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格局变化。运用回归因子分析法,构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采用与区位商类似的分析方式对集聚指数的内涵进行解析,即集聚指数的大小及正负值表征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和其对外服务能力大小,集聚指数越高,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就越高,若集聚指数为正值,则表示其服务能力高于全国中心城市的平均水平,中心城市具有省域乃至全国范围的区际服务能力。研究表明,全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分布态势总体上呈现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大集聚与各省区及城市群内分散化的小集聚并存,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其他省区则集中于省会及副中心城市。依据集聚指数大小可划分出全国性(复合中心)、省域(区域性)及地方性集聚中心。全国总体上呈现生产性服务中心与制造业生产中心空间分离,同时,也呈现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集聚与制造业腹地生产的区域性空间组合关系。     

老龄化时代的中国服务业发展

基于200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验证了人口老龄化对服务业影响的作用机制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老龄化显著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通过地区异质性分析发现,老龄化对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生阻碍作用,但在东部地区产生促进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老龄化通过劳动力禀赋、消费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抑制作用,但通过投资需求产生促进作用;老龄化通过消费需求对生活性服务业产生抑制作用,但通过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产生促进作用。门槛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水平较高和城乡收入较低的发展阶段,老龄化阻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有所减弱;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发展阶段,老龄化阻碍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亦有缓解。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应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加快资本技术对劳动力在服务业领域的替代,缩小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促进产业间协同发展,进而实现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物流产业集聚测度方法改进及实证分析

物流产业集聚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对现有物流产业集聚测算方法进行改进,运用区位熵法、改进区位熵法和空间基尼系数三种方法,从整体水平、区域视角、行业视角多维度对辽宁省物流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评,得出辽宁省物流产业集聚处于发展阶段,相对于本省其他行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相对于沿海发达省份稍差的结论,并提出加速辽宁物流产业集聚的建议,如促进辽宁省物流业和制造业、商贸业联动发展,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转运设施工程,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等。     

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机制分析

在对现代服务业的概念及集聚指标进行评析界定与选取后,本文对我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进行了相关实证分析,得出区域经济发展对现代服务业集聚存在门槛效应,且在当期现代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城市化与产业内结构的升级来促进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产业间的升级则是通过现代服务业集聚带动产业内结构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作用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基于成本视角的实证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既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依托，也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必然。理论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机制、竞争效应机制、学习效应机制、合作效应机制和专业化效应机制降低制造业生产与交易成本，进而助推制造业结构升级。据此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中国大陆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及规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发展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升级，且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实现的。第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式发展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和行业异质性。第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制造业升级的作用呈现先负后正、先弱后强的“U”型趋势，只有当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上升至特定水平后，其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学习效应、合作效应和专业化效应才开始显现出对制造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国内外产业集聚理论研究

产业集聚是实现区域产业升级、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元素。产业集聚现象大量存在于许多地区,促进了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自产业集聚的概念提出至今,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研究。文中从产业集聚的概念与内涵、现象、形成、效应、政策几个方面入手,以时间顺序对产业集聚的研究进行了历史回顾,追溯了中外学者关于产业集聚理论的主要观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测度方法

为研究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对中国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以修正Schott相似度模型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省级亚产业层面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新型测度方法。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及二者异质性行业层面均稳健成立,该机制有助于降低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追随者和被俘获者的概率,破解被国外拥有高技术复杂度产品的跨国公司“卡脖子”困境;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税负及负向外部冲击均不会改变该作用机制;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中国摆脱“低端锁定”和技术赶超陷阱的重要路径,为制造企业锻造了产业和技术“长板”,降低制造业进口技术复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