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的法律效力

文章对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概述,分析了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生效的要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自愿和真实、不得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并试图进一步明确人体器官捐赠行为的法律效力：捐赠人的权利包括自主自愿权、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获取补偿的权利,捐赠人有如实告知自己健康状况的义务;受赠人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权、知情同意权、隐私权,受赠人有支付医疗费和对供体补偿的义务。     

人体器官捐赠的法律制度研究——以器官捐赠立法的基本原则为中心

由于器官捐赠立法缺位以及传统文化对人体器官捐赠的排斥,导致我国供体较少。本文从我国面临的现实出发,对我国器官捐赠现状和法律规制现状进行思考,并对器官捐赠立法所坚持的法律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未成年人的慈善公益观念培育问题——以北京市N中学调查为例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是未来社会的中坚阶层和捐赠主体,培养其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捐赠行为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文章基于北京市N中学的实证分析,提出了未成年人慈善捐赠动机与捐赠行为的内在逻辑关联,并在借鉴国外未成年人慈善公益教育模式基础上,从内部驱动因素强化和外部制约因素化解两方面提出了未成年人慈善公益观念培育的有效途径。      

试论捐赠的法律性质

在现代社会 ,捐赠作为一种以公益事业和他人利益为目的的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日益增多。对捐赠法律性质的认定将直接决定对捐赠问题的法律适用。笔者就实践中两种主要的捐赠行为予以了分析 ,并得出结论 :以不特定多数人为受益人的捐赠应被定性为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而为取得这种捐赠所进行的募集行为是一种委托代理行为。     

慈善捐赠的法律界定

慈善捐赠是多元化的民事法律行为,是自愿、无偿、单务和不可任意撤销的捐赠。慈善捐赠的标的物种类繁多,可为有形财产,可为无形财产。捐赠财产的归属并不单一,应根据捐赠行为属性等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受赠对象既可为组织,亦可为个人,但应以捐赠人对受赠人不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为限,且必须用作有益于社会或个人的事情。慈善捐赠的外延极大,因此须要进行类型化的分析。     

论未成年患者知情同意权之民法构建——兼评我国医疗领域相关规定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未成年人知情同意权问题并未作出规定,卫生部所颁布的《病例书写基本规范》则将民事行为能力作为评断患者同意能力的唯一标准.现行规定之下,未成年患者一律不具有知情同意能力.此种民事行为能力和同意能力不分之规定欠缺合理性,不利于未成年人医疗利益之保护.将未成年人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在理论中区别开,尽快建立一套符合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程度的多元模式,乃是构建知情同意制度之必要一环.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公司捐赠的法律困境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所认可,这既符合社会前进的历史规律,又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公司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不仅能为公司创造长远利益,也可以以最直接的方式创造社会福利。而公司捐赠必然会引发公司利益、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利益等多方利益冲突,还可能出现越权捐赠、撤销捐赠、终止履行捐赠、负担捐赠等不规范捐赠行为,造成多方利益的损害。虽然我国《合同法》等多项法律对捐赠进行了规定,但过于概括,且不够具激励性与保护性,无法实现公司、社会等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公司捐赠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成为当前我国公司捐赠所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     

高校社会捐赠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高校社会捐赠在美英发达国家已有多年历史。国外近年来在高校社会捐赠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捐赠者行为和捐赠经济学研究方面,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和数学模型。我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高校捐赠必要性、策略研究,法律分析方面,对捐赠者行为和捐赠经济学研究很少,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

随着传统社会中医患双方之间信任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消解,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知情同意权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权利。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但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对该权利的保护仍然存在不足。患者知情同意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利益,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侵害构成独立的侵权行为,可以通过对《侵权责任法》第55条第2款中的"损害"做扩张解释,将患者知情同意权纳入其保护范畴之内。     

捐赠文化缺失的社会环境创生

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捐赠文化及其社会环境,但由于多种原因致使我国捐赠文化严重缺失。我们可以通过整合国内外优秀文化资源,逐渐培育捐赠文化生态;强化公众教育,形成全民慈善捐赠理念;完善企业文化内涵,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正确评价和引导社会捐赠理念和行为等多条渠道或多种方式创生捐赠文化的社会环境,以大力促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器官捐献人的撤回权

我国的器官移植法规赋予了器官捐献人对其已作出的器官捐献意愿以撤销权,但若从民法理论上对“撤销权”与“撤回权”进行界分,则应称此项权利为“撤回权”。器官捐献的撤回非是使器官捐献不生效力,乃是停止对器官捐献意愿的追求,该项权利的行使只能是捐献主体在其生前或器官植入受体之前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行使。赋予器官捐献人撤回权在于尊重其自我决定权及体现民法所蕴含的价值。器官捐献者行使撤回权后,在活体器官捐献中捐献人恶意撤回致使受体死亡或严重身体损害时需要赔偿损失。     

尸体器官或者遗体捐献涉及的法律问题

在尸体器官捐献决定权的归属上,死者本人的自我决定权和其遗属决定权都具有重要性,但前者较之后者更为优先。对"遗属"的范围宜从形式和实质双重角度来理解。从形式上看,有遗体管理权以及具有丧主地位的当然应该考虑是遗属的范围;从实质上看,与死者曾有密切的家族生活等事实的人也是遗属的范围。各遗属之间必须共同同意方可摘取器官或捐献遗体。尸体器官或者遗体捐献得到死者的书面同意或者死者生前没有表示过拒绝,遗属推定承诺,才称得上是正当合法的。     

个人信息权法益确证及其场景化实践规则

个人信息权的语境实质是权利保护与个人信息利用二律背反的逻辑协调问题,是个人权利处分自由以及要求他人（包括国家）给予法益尊重的法律问题。在科学阐释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新型独立性权利的法理依据、理论内涵以及客体归属基础上,界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明确个人信息权法益自决性立场,理性论证个人信息权一体两面的权利特征及其实践规则。方法论上将个人信息处理进行场景化审视,正确认识知情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依据;明确相对同意作为权利主体同意的基本形态;强调真实同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原则承载价值,法律规制行为。作为二次规范法的刑法,理应在保护理念、条文结构以及罪名优化等方面给予回应,形成既具有理论逻辑自洽性亦彰显实践功能自足性的刑法结构样态。     

公司公益捐赠正当性之法学与经济学探究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我国的公司公益捐赠呈迅猛发展趋势。公司公益捐赠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禁止到限制再到允许的发展历程。公司公益捐赠的正当性是引导和规范公司公益捐赠行为所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公司公益捐赠之正当性根基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对其深层次剖析必须以公司公益捐赠在世界范围内的总体发展趋势为基本线索。公司公益捐赠,因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由冲突走向平衡而具有合宪性保证;因公司负外部性之弥合而具有公平性机理;因公司独立人格之深化而具有主体性支撑;因公司社会性与营利性之双重属性而具有义动性与利动性根基。     

我国网络募捐法律制度思考

网络募捐问题是网络发展的产物,现行法律对此尚没有明确的规定,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如何认识和监管网络募捐是一个重要的网络社会管理课题。本文首先对网络募捐进行概述,并厘清其中多方法律关系;通过类推比较的研究方法定位网络募捐行为,提出以公益信托的类似制度解决网络募捐监管实务中的难题,以促进我国网络募捐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从知情同意原则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看其所保护之权利及其性质

在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历程中,不管是对“同意”缺失还是“知情同意”缺失的关注,都彰显了对患者的自主权和自身权的尊重。在信息披露是否充分的判定方面,从以“医师”为导向的客观化披露标准到以“患者”为导向的主观化披露标准的演变也为患者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的保护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在“伤害”诉因和“疏忽”诉因的选择上,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立论基础也在于患者的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从知情同意原则的发展轨迹中可以窥视出,知情同意原则所保护的权利是患者的自主权和自我决定权。患者的自我决定权是一种人格权,是一种可从国家宪法文本中找到落脚点的宪法权利,是一种在强制医疗场合可对抗国家政府行为无合法根据侵入的自由利益,是一种消极面和积极面两面一体的权利。     

论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医疗活动中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基于医方在医疗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特殊地位，应该赋予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对应的抗辩权利。一般而言，在医方的强制医疗行为、履行告知义务的自由裁量行为、因不可抗力或者意外事件导致告知义务履行不能以及患者身处无力行使状态、拒绝和放弃、家属代理时具有过错等情况下，可以构成医方对患者知情同意侵权的抗辩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