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

家庭的生育决策直接影响人口,■生育率水平。分析家庭生育决策转变的经济动因,不仅是人口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变革人口控制的经济环境,完善人口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生育决策的经济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效用函数分析法和制度分析法,从生育需求的个人决策,到家庭决策,再到传统、习俗影响下的社会决策,深入分析了生育决策的市场决定过程。继而将计划生育政策纳入上述分析思路,明确了市场与计划在生育行为选择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蕴含于其中的理论推论——一国经济和人口增长模式趋于和谐的阶段,国民福利随着强制性控制措施的淡化和市场力量潜移默化的增强而得以改善。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个人所得税改革、家庭间接税负与家庭生育决策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联立方程模型,从全面的家庭税负角度出发,对个人所得税减免、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到个人所得税改革冲击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比未受冲击的家庭高19.4%,个税改革对家庭生育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家庭个税减免额度越高,个税改革的生育促进效应越强,并且高孩次相对于低孩次对个税减免更敏感;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生活必需品间接税率应进一步降低以增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生养能力。研究表明,推动税收政策改革是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重要环节,在税改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税收制度调整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城乡生育观的社会经济分析

<正> 生育观就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它直接支配人们的生育行为,影响着生育率的高低。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人们生育观的差异,对于科学地选择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生育观是由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该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宗教、道德等诸因素的制约。因此,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生育观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城乡差别仍然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它表现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市居民在生活条件、教育训练、社会保障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而农村在经济、     

流动人口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

文章在家庭"理性人"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家庭迁居的经济决策模型,对家庭的迁居决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通过对迁居的货币价值进行精确衡量,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不同的家庭结构类型的条件下,形成不同的迁居行为。在家庭实际迁居的过程中,为了维持家庭的抚养、赡养等功能,家庭的迁居策略可能并非最优化的经济决策。流动家庭会将部分社会成本进行内部消化,以减少流动行为对传统家庭功能的削弱。     

试析我国城乡人口生育水平的差异

70年代初起在我国城乡推行的计划生育,使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迅速下降到1990年的不足21‰.计划生育取得的巨大成绩为举世所公认.与此同时,人们也普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城市人口出生率目前虽已接近欧美一些国家的水平(这里且不论其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原因),农村人口出生率却总在20%上下俳徊.据1989年统计我国县人口的出生率水平为22.28‰,较之1986年又增高了0.34个千分点.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我国农村家庭生育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新的生育环境,在对农村家庭生育动机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家庭超生行为的发生做了多因素变化分析,提出农村家庭生育动机的新因素——家庭生育行为博弈。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决策

女性的社会经济特征、婚姻地位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对2006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中的家庭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社会经济特征与生育率显著相关;体现家庭结构的丈夫劳动参与和夫妻年龄差距等指标也对生育率有显著影响。另外,通过对城镇与农村的比较分析得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生育率的影响要大于城镇。     

我国城乡家庭变动趋势分析

一、近年来我国城乡人口要素与家庭变动特点 自1966年农村总和生育率首次高出城镇100％以来,我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一直等于城镇人口2倍左右。根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1986年农村总和生育率为2.7,镇为2.2,市为1.7。应当指出的是,1986年的城镇数据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因1982年以后的行政区划变动而被人为地归入城镇的农业人口。按行业分类计算的1986年生育率表明:农、林、     

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

本文运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作的“未婚先孕及其结果选择”调查的数据,选用了被调查者母亲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所处家庭的子女数,从14岁起是否同父母居住在一起以及是否同家人谈论性的问题等变量,用两因素的交叉和多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别检验了这些因素与被调查者性成熟——初次月经来潮年龄和未婚先孕结果选样——赶紧结婚或作人工流产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对其子女性生理发育和生育行为决策的影响是存在的,但有时这种影响途径不是直接的。结果还告诫我们要重视生殖健康教育,克服社会进步和发展过程中家庭对其子女性健康和生育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高我国妇女生殖健康水平。     

论子女的成本——收益关系与家庭生育决策

生育率的变动,既受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也受微观家庭经济状况所制约,因而,研究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必须兼顾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但在我国以往的研究中,从宏观方面研究的比较多,而从微观方面研究的甚少。实际上,家庭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对生育率的变动起着非常直接的作用。因而,从微观上研究制约生育率的因素,对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个人生育决策的经济机制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这一发展趋势将会给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人口问题也不例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我国人口控制政策执行的现行基础和条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微观水平上，决定和影响人们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的因素将会出现多元化、公开化的趋势和个人决策自由度扩大的倾向，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因此，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居民个人生育决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     

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的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比较分析

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的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比较分析周长洪黄丽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了解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农民的生育意原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好地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城乡家庭育前和育后生育意愿比较研究

老龄化社会无疑要强调老年保障,老年福利服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调查数据表明,中国老年福利服务的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有很大的缺口。因此,必须转变福利服务由政府包办的传统观念,以引进市场机制为突破口,通过政策引导和规范管理将潜在的社会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盘活存量、发展增量,以形成社会福利事业的自我发展能力,更好地为有福利服务需要的老人服务。     

后家庭生育计划

河北大学人口所王洪春在来稿中介绍了发达国家的“后家庭生育计划”。所谓“后家庭生育计划”(Post-Family Planning)是指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所采取的家庭生育计划。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1)宏观生育政策由控制生育转向稳定或适当鼓励生育。这是因为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可能会续续下降,为防止人口规模缩小,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近些年房价不断上涨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着重考察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构建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房价与家庭生育决策的关系。然后,在实证角度上,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借助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庭所在区县的城镇房价会对其当期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政府实施两孩政策后,该负面影响也较生育政策调整前更为强烈。在影响机制方面,高房价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存在消费挤出效应。高房价对生育的影响还存在着降低妇女自我认同、变相增加养育子女成本等其他机制。此外,高房价还对婚姻有抑制作用,会进一步加剧房价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城乡一体化与我国“二元”生育政策改革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生育政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大势所趋,由此会带来生育政策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多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认为选择新的区分城乡人口的标志来代替户口以维持现有二元政策的方法不能成立;城乡统一的更严格的生育政策不符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现有的二元生育政策经两阶段六步骤调整为城乡一体的普遍二孩的生育政策是一种更优方案,它既能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生育政策执行问题,又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代中国城乡妇女家庭经济地位比较研究

自解放以来,我国妇女无论其社会地位还是家庭地位都获得了很大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国妇女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即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结束了长期受压迫、受歧视、地位低下的历史.在法律赋予男女权力平等的保障下,广大妇女广泛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独立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妇女的经济参与更获得长足发展.在此笔者着重对我国城乡妇女的家庭地位做一微观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