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融合：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及其启示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处理集中表现了他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克尔凯郭尔一方面批判理性对信仰的僭越和冒犯,认为信仰的悖论是一种为个体内在激情所保证的真理;另一方面则从哲学激情与信仰激情的差别和联系中找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与汇通之路。克尔凯郭尔以信仰统合理性批判了黑格尔将信仰理性化的思路,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在理性思辨至上、忽略个体生存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尔凯郭尔从内在激情视角对理性和信仰的统合对于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反抗忽略现实生存的抽象思辨具有重要的启示。由于他主要是通过个体内在激情的迸发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因而与黑格尔一样陷入唯心主义,从而未能找到理性与信仰得以统一的现实基石。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下进行批判性汲取。     

网络文化与人类生存样态悖论考评

网络及其由网络诞生的网络文化,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对于人类生存样态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各种影响在实践中又表现为种种悖论：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人类生存真实样态,非理性与理性的矛盾及其结合,边界与无边界之间,无序与有序之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悖论性表现,又可归结为网络文化与人类生存样态的真实关系。消除这些悖论几乎是不可能的,需要做的工作应当是尽最大可能降低网络及其文化的负面效应,让网络释放出更多的“正能量”,对人类的生存样态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     

基督教伦理中"信"、"望"、"爱"的对立统一

从美德论、生存论和宗教现象学等维度来看,基督教伦理中"信"、"望"、"爱"三主德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信仰、希望与爱都是人的精神意向和生存规定,三者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盲目的信仰和虚幻的希望与爱是相悖的.概言之,正是由于"信"、"望"、"爱"之间的道德悖论,使基督教伦理呈现出超越性与虚幻性的双重特征.     

上帝权威论

克尔凯郭尔在基督教立场上构建了宗教生存伦理学。其中,上帝居于决定性的地位,规定着人的本质以及人生意义的实现。克尔凯郭尔的上帝经历了一个从“创造的上帝”到“信仰的上帝”的转变过程,使外在的上帝逐渐变成了生存主体的主观真理。     

奥古斯丁“恩典—信仰”观的认识论困境

在西方思想史上,理性与信仰一直是以张力的形式存在的。这一张力不仅对人的"认识"本身带来冲击,使人类对自身的理性能力进行更深刻的拷问与反思;而且也对人的生存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深刻揭示这一张力的思想家中,奥古斯丁功不可没,他从古希腊哲学中的"人皆求善"原则出发,靠哲学的沉思来寻求真理和至善;在无功而返后从基督教的恩典、信仰中得到了他所谓的"至善",使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张力转化成恩典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拓宽了后人分析理性和信仰之关系的视域。     

漫论现代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思考

现代西方神学的人性思考是从对上帝问题的重新审视而展开的。上帝问题的存在决定着现代神学不可能找到人性问题的答案，因而也没有最终回应西方社会的人性危机。基督教神学试图藉信仰之爱获致人性的圆满，表明神学有着“信仰的傲慢”。以神学信仰批评理性传统，只是以“信仰的傲慢”置换“理性的傲慢”。文章认为，如果把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傲慢”与新儒学“良知的傲慢”加以批判性比较，或可领会到中西方人性论思想的对话可能。     

公务员角色悖论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公务员是政府的人格化代表。目前对公务员的角色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公共人”、“理性人”的角色认同,一种是“经济人”、“权利人”的角色认定。这两种角色集中于公务员角色中,发生角色冲突,称之为“角色悖论”。角色悖论其实是对公务员角色期待的应然与实然的冲突,焦点在于对公务员个人权利的不同认识。本文对公务员角色悖论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角色冲突的原因在于不同的背景定位,应该在国家与政府的背景中定位公务员的角色。角色悖论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冲突,根源在于政府权力的双重性。     

论理性悖论的嬗递及其流变--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视域

康德所揭示的“理性悖论”是形而上学同一哲学进行反身思维时必然产生的,黑格尔通过“绝对理性”的“拉扯牵引”疏解了这个悖论。在此之后的哲学流派都是通过批判黑格尔间接地回应理性悖论而展开各自的理论话语,但问题指向、致思理路与思维范式都发生了变化。正是在理性悖论的嬗递与流变这个宏观视域中,才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与价值。     

贝克莱的悖论

本文试图指明 ,意欲捍卫信仰和常识的贝克莱终未能一劳永逸地驱除怀疑主义与无神论 ;作为主教的贝克莱与作为哲学家的贝克莱 ,他的信仰与他的哲学不仅不相和谐 ,甚至正相反对 ,换句话说 ,要么是哲学 ,要么是信仰 ,除此别无选择。由于拒绝作出选择 ,并试图用哲学论证信仰 ,贝克莱哲学注定堕入悖论     

命题真值的不同——半截子悖论与严格悖论的一个重要区别

半截子悖论命题虽然都能由其真推出其为假,但它们并不符合罗素说的“无意义”,没有所表示的内容无法判断真假;并且它们也不需要用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理论”来区分真假。在鲍契瓦的三值逻辑中,它们的值为假,而不像严格悖论的值是“悖谬的”。从克里普克的间隙论方案看,它们不像严格悖论命题是“无根基的”,处于真值间隙状态。用语境敏感方案来衡量,它们的值并不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从弗协调逻辑的观点看,它们并不像严格悖论语句那样“既真又假”。总之,与严格悖论命题不能简单地取真假二值中的任何一个不同,半截子悖论命题是“有根基的”,据其语义可析出其值为假。     

汉武悖论现象透视

“悖论”是一种特殊的逻辑矛盾命题。汉武帝作为我国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有声有色地完成了时代所赋予的改进、完善新兴的帝国制度的任务，把帝国时期历史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但在他大功的背后，同时也存在着大过。这种大功大过集于一身的极其矛盾现象，是为“汉武悖论”。汉武悖论现象，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都存在，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产生汉武悖论现象的原因，既同任何杰出人物总具有局限性有关，也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有关。     

自由的悖论--伯林自由观探析

伯林通过将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揭示了自由的四种悖论,并且通过分析指出导致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元论的价值和文化论,认为平衡和协调两种自由、采纳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是解决自由悖论的关键。但是伯林并没有清楚地阐明平衡两种自由的合理策略,他所阐述的多元主义的价值和文化观也是不完善的,至少伯林的自由观需要一个商谈的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为补充。     

卡西尔的"文化悖论"观探析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思想相当丰厚,在其名著《人文科学的逻辑》中对“文化悖论”现象有深刻的揭示和分析。他认为“,文化悖论”现象在历史和现实中一直存在着,文化的内化与人的外化间存在着矛盾;文化本身也是个矛盾体等,这些是文化悖论生成的根本原因。而消除或避免因文化“悖论”而带来的负面效应的主要途径是要使文化进行自我斗争、自我否定,使其“净化”,并使文化在这种辩证的自我否定中不断自我创造、自我更新。     

黑格尔的早期宗教思想

18-19世纪的德国,基督教信仰被法国启蒙运动批判得体无完肤,却在德国相对虔诚保守的土壤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费希特、谢林,都面对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并非用理性来取代信仰,而是辩证说明二者关系.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黑格尔神学可以说是其哲学思想的滥觞,在走向辩证思想和其整体真理观之前,黑格尔历经了希腊式的情感主义、康德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在“爱”和“生命”等神秘主义范畴中,黑格尔克服了对立的局限走向了合一.黑格尔早期神学的自我扬弃也代表了自我的否定.黑格尔的几篇早期神学著作,从《民众宗教与基督教》、《基督教的权威性》以及《耶稣传》等著作中,可以看出黑格尔早期神学思想的路线及其对后来思想的影响.     

论集合论悖论的实质和意义

集合论悖论的提出，给逻辑学界、数学界提出了一个大难题。然而，集合论悖论不过是一场虚惊，因为这类悖论的根源并非是由于人们无限制地使用了“外延公理”所致，其忽视了康托尔提出的“概括原则”和“外延公理”的一致性所致。     

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及路径

欧洲的中世纪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时代,但并不是否定理性的时代。理性和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哲学的核心问题,贯穿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在当代科技和理性扩张、道德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金岳霖的悖论思想

金岳霖先生对自相矛盾和悖论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与逻辑学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相矛盾（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悖论）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给人以启迪的思想。然而他却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悖论我就不懂。”①其实，这是他谦虚的说法。早在20年代，他对自相矛盾和悖论问题就有认真研究，并发表了《论自相矛盾》。几年后，他觉得自己的意见已经改变，《论自相矛盾》“那篇文章不妥当的地方不少”，需要再作进一步研究。于是，1932年初，他发表了《思想律与自相矛盾》，深入探讨了自相矛盾和悖论问题。1933年…     

钱玄同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

从保护思想和信仰自由出发,钱玄同反对非基督教运动。他认为人们的信仰不应受来自法律以外的任何干涉,来自社会上多数对少数的干涉也是对自由的破坏,并认为干涉信仰自由是日后取缔思想自由的第一步。进而,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的、也影响到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一尊、专制的思想方式作了反思,并以理性、包容的态度,科学、历史的方法对基督教作了分析和评价。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平等的“悖”与“不悖”

理论界存在一个关于“平等悖论”的观点，认为权利、机会平等与事实平等相悖。“平等”悖论的成因在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平等”概念。“平等”概念具有规范性和描述性两种含义，一种是应然的平等，一种是实然的平等。“权利与机会平等”与“事实平等”中的“平等”使用的虽然是同一个语词，却是两个不同的“平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