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中的年月日代称

历史上主要用“干支纪年”。即用“天干”和“地支”各一字相配，来代称某年。天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地支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历法家们把这两组字依序从到尾交替搭配一次共得六十个序数。因此，用这种方法纪年一周（轮）六十年，六十年后又从头开始，即：“甲子、乙丑……癸亥、甲子、乙丑……”，俗称六十花甲子。例如：1894年发生中日大战，这年是旧历甲午年，因而把这场战争称为“甲午战争”。又如：称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为“辛亥革命”，是因为这年是旧…     

惟秦八年、岁在君滩”求因──试析“郭沫若先生用岁星超辰法推算屈原生辰说”之正误

惟秦八年、岁在君滩”求因──试析“郭沫若先生用岁星超辰法推算屈原生辰说”之正误张俊麟屈原在《离骚》中自述生辰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据此，我们得知屈原的生辰是在摄提格年（寅年）、孟陬月（寅月）。庚寅日（寅日），非常巧合地占有三个寅字。人...     

阿什哈达摩崖考释

吉林阿什哈达摩崖石刻,史志多有著录,中外学人迭有论列。但摩崖文聿迄今尚有阙疑,碑文诠释亦大相径庭。笔者近年几经考察,初获新见。兹将考订结果,披露如下: 补正的摩崖文字:第一碑阙文释读为“庙立”二字,题款释为“日甲兵李任记”六字。第二碑题款卅日应为廿日,下文残字,剥泐不清,似为“庚寅朔己酉立石”字样。总共补正摩崖文字十六个。     

关于“摄提·庚寅”的推算与屈原的生辰问题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以诗文自见其家世、生平的作者,并不少见;而以辞赋自叙其生年诞辰的,只有屈原一人。他在《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在“吾以降”上边,连续冠以“摄提”、“孟陬”,“庚寅”三个名词,粗通古代汉语语义和语法的人,一望而知,这是年月日的雅言。所以王逸注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正月为陬。降,下也。言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说,他解释得完全正确。至于这个太岁在寅具体是哪一年、这个庚寅是正月的哪一日呢?这关系到历学的推算问题。两千多年来,所有的司天治历人员,对于这个问题一向是置之不理,而文史学者又不知推步,无从下手。     

投稿须知

为了进一步提高《理论界》的质量和品位，严格体现刊物编排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现对各方来稿提出下列要求，敬请作者予以合作。一、请直接将稿件发到本刊电子信箱：lilunjie2007@163．com，或用电脑打印稿连带3．5寸软盘邮寄本刊编辑部。二、作者署名在文章篇名的居中下方，多位作者属不同单位的，应在各自姓名的右上角加注与其通信地址相应的序号。三、在圆括号内标明与作者序号相应的通信地址，包括单位、所在省市、邮政编码。四、在正文前撰写“摘要”2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五、在文末注明“作者简介”，包括姓名、生年、性别、籍贯、单位、职称（职务、学历）、研究方向。六、本刊版面所容文字量：采用小五明双栏，两个版面（标题、署名、通信地址、摘要、关键词除外）容纳文字4300字，每增加一个版面，增加2600字（即三版6900字，四版9500字，依次类推）；采用大五明双栏，两个版面（标题、署名、通信地址、摘要、关键词除外）容纳文字3100字，每增加一个版面，增加1900字（即三版5000字，四版6900字，依次类推）。请作者在来稿时，按照占用版面提供稿件，以更好地体现文责自负原则，避免转页。     

《宋会要辑稿》大晟府史料系年订误

《宋会要辑稿》是大晟府研究最为可靠的原始史料,但错误亦较繁夥。如其《乐》三之二六、二七、二八及邓洵武《诸生习乐乞行按试奏》后两道诏书中的“大观二年”当为“政和三年”,《乐》三之二五、二六中的“崇宁五年”当为“大观三年”,《乐》四之一中的“大观六年”当为“政和六年”,《食货》四三之一二中的“宣和七年”当为“政和七年”。     

监国公主铜印的发现和初步研究

监国公主铜印为正方形,边长11厘米,通纽高6.3厘米,厚约1厘米,重2.8斤,黄铜质。印背面有台级一层,纽作长方形,其顶端刻一“上”字,下凿刻一“王”字。印文为阳刻篆体九叠文、三行十四字,为“监国公主行宣差河北都总管之印”(见图)。印的正中有畏兀儿蒙文两行,体式很特别、古朴,字体已漫漶不清,经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亦邻真付教授考定,可能为“总管之印”之意。     

墙盘新释

“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从系从盩省之字,应为从系,盩声。陕西省周至县,盩音周。按:此字不见于商代之甲骨文及金文,当属王国维所指的“西土文字”,由读音及系旁寻求,相当于紬字。《汉书·谷永传》“燕见紬绎”,释紬,谓“引其端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紬史记金匮石室之藏”,紬缀,集也。另参见史颂簋“里君百姓帅埤周于成周”,谓里君与百姓都来集聚于成周,     

对日本“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文著三议

金代开创纪功碑“大金得胜陀颂”碑是中国历史名碑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辞海》(1979年版)和《中国名胜词典》一都做了收录。该碑位于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通高320厘米,龙首龟趺。正面汉字碑文八百一十五字,奉政大夫赵可撰稿,儒林郎孙俣书丹,碑额篆书“大金得胜陀颂”六字,是国史院编修官、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的手笔;背面女真字碑文约一千五百余字,是世界上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两种文字对照。碑文中叙述     

西安市出土的“正始三体石经”残石

一九四五年,西安市许士庙街小学附近,曾出土正始三体石经(康诰)残石一片,仅有表刻尚书,无背刻。(图版三之一)一九五七年六月,青年路西段挖修下水道时,于地下四公尺三寸处,又挖出正始三体石经残石一片,表背都有刻字,已移存于陕西省博物馆。案:儒经刻石,始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一七五年)其后六十余年,即有正始三体石经之刻。这是因为“汉魏之交,古文经学已盛行,而熹平石经,都是今文,没有古文,所以在正始年间,(公元二四一年)又刻“尚书”和“春秋”两部古文经,与汉石经同立于洛阳之太学”。所谓“又立一(三)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因魏时刻的石经是古文,非人人所能认识,故在每一古文之下,加入小篆、隶书;因之,后     

冯梦龙《三言》新证——记明刊《小说》(五种)残本

一、《小说》残本的刊刻年代明两截版《小说》《传奇》合刻本(竹纸印)存第三集下册,三至八十凡七十八页。本书匡高二○·八公分,宽一一·九公分,白口,左右双边。软体字。上截版匡高七·三公分,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字,鱼口镌“小说下”三字。收小说五种:(一)《荥阳郑生》(首二页佚)、(二)《女翰林》、(三)《王魁》(附《严武》条)、(四)《贵贱交情》、(五)《玉堂春》(末页佚)。均不书撰者名氏。前四种是短篇白话小说。《女翰林》《贵贱交情》为冯梦龙分别收入《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玉堂春》是文言体小说,为冯梦龙改成白话小说,收入《警世通言》。下截版匡高十三·五公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鱼口镌“传奇”,又镌“三集下”三字。收传奇五种:(一)《绣襦记》、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甲骨文“鸟”字释读辨析——兼释《尚书·尧典》的“星鸟”等语

商代甲骨文中被释读为“鸟”的字,一般画为大鸟之形,按卜辞文意及商人的凤图腾崇拜之俗,本应读作“凤”.在“鸟星”及“不其鸟”等辞中,所谓“鸟”字应读作“凤”,借为“风”;“(辅)星”与“鸟星”同义,“(辅)”亦为“凤”字之别构,借为“风”.“帝鸟”多半应读作“帝风”,而“帝史风”或可读作“帝史凤”.“鸣鸟”亦当读作“鸣风”或“鸣凤”;“取鸟”、“获鸟”则大抵应读作“取凤”、“获凤”.卜辞指称鸟类习用“隹”字,有无个别辞例中被释为“鸟”的字可读“鸟”之本字,目前还不能确定.《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等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皆当别作解释.     

休闲时光

在中国的绘画、书法艺术作品中,落款日期中的年份一般都用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干和十二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依次纪年,常称“六十一甲子”。在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纪年方法常常是用年号干支兼用法。年号,自汉武帝起开始用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     

《南史》考疑(十一)

《卷二·宋本纪中》(元嘉 )二十九年九月丁亥 ,以平西将军吐谷浑拾寅为安西将军、秦河二州刺史 ,封河南王。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5 4页 )按 :“秦河二州” ,《宋书·文帝纪》同。《通鉴》卷一二六作“西秦河二州”。考《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云 :“二十九年 ,以拾寅为使持节、督西秦河沙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亦作“西秦河二州”。本卷下文及《宋书·孝武帝纪》又有元嘉三十年六月辛酉 ,“安西将军、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浑拾寅号镇西大将军”之记载。又考之《宋书·鲜卑吐谷浑传》、《…     

一把珍贵的佩剑

1981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到佩剑一把,钢铸剑身,黄铜剑鞘,通长三十四点五厘米(图一)剑身上两面刻有隶书六行,二十六字,为“寿珊同志佩,众志成城,杨虎城赠”(图二、图四),“坚守西安,革命胜利,八周纪念”(图     

商代无楚

楚史研究六十年,学术界几乎从不否认商代已有楚族或楚国。归纳历来的主要说法,认定商代有楚的依据大体有四:一曰殷契甲文有楚,此即殷商楚族;二曰先秦典籍中有若干“楚丘”之地,此即商代楚国的废墟;三曰金文可证周公成王东伐殷族之乱时,楚在被略之列,知楚族早为殷人同盟;四曰《诗·商颂》中的“荆楚”即是后世的楚国,足证商代有楚。商楚说各论中,此四项最少推想而颇多实据,于是为历来的史家所倚重。四论彼此呼应,商代有楚也就几乎成了定论。但是在我们看来,上举各项皆有可商榷之处,按照客观历史原貌,商代似乎无楚。此或谬说,姑略备如下以就教于识者。     

读《齐民要术》札記

《种谷》第三:“《吕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吾苗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原文乃韵文,孤、俱、扶为韵,族、粟为韵,行、长为韵,害、大为韵。文中之吾字当讀为芽,古字同音假借,《管子·海王》篇有“诸君吾子”,吾子犹言牙子,今山东方言犹谓小男小女曰小孩牙子。《海王》篇谓“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注:“吾子谓小男小女也”。注说是。吾子与大男大女并举,明其是小男小女也。原文层次明晰,“三以为族乃多粟”,族字讀如尔疋释木“木族生为灌”之族,言下种亦言苗之     

胡厚宣教授的甲骨学商史研究

胡厚宣教授平生潜心殷商文化,献身甲骨文、商代史与考古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迄今已56载。撰著专书论文共有百六十余种,表率同侪,扶掖后进,成绩卓著,在国内外颇为知名。被誉为研究国宝之“国宝”,当今“甲骨学研究之第一人”。 胡教授1911年12月20日出生于河北省望都县农村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父为前清秀才,在天津教家馆,所生子女七人,胡教授行六,父亲收入不多,家中土地又少,清贫可想而     

商代“北土”方国与氏族初探

在先秦史研究中,夏商两代的历史资料古文献记载很少。近五十年来,虽然夏文化的考古取得了很大成绩,为研究夏代历史提供了许多可靠的物证,但是,至今还没有发现夏王朝的文字。应当肯定地说,夏是有文字的王朝,发现夏王朝的文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有关夏的许多传说,也一定会用它的文字来证明是历史事实。商代在九十年前有许多问题也是列为传说的,但是,自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现了殷墟甲骨文,次年(1899)被认出是商代的遗文以后,随着殷墟甲骨文字不断的出土和对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商代历史的概貌也就清楚的展现出来。今天虽还不敢说把商代历史讲得头头是道,至少能说具有约六百年历史的商王朝,不少的历史问题不再用“传说”二字来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