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群体与国民政府抗日外交政策的确立

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经历了由退让妥协到抗日外交的转变,这其中留学生群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海外使领馆人员极力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他们的主张不仅代表个人,也转达了国际社会的看法,这是国民政府最终实施抗日外交的外部力量;国内知识界和社会名流中的留学生群体的积极推动及海外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一起构成了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的强大舆论压力。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影响与帮助

本文认为，广州、武汉时期的国民政府坚持反帝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收回祖国权利的斗争中，谱写了外交史上的新篇章。这与国民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与影响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引导国民党制定了反帝政纲，支持和推动国民政府的反帝政纲的实现，并帮助国民政府制定反帝外交策略。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引导与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对国民政府反帝外交的成功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李锦纶使美与中美促进南北合作谈判修约的尝试，1927 -1928

1927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派遣政务司长李锦纶作为政府代表使美。李氏在“非正式”的名义之下与美国国务院官员频繁会谈,实际开启了国民党与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并推动了一项包括中国南北政府和美国三方共同参与的努力,试图组成一个南北联合的中国代表团与美国谈判条约修订。这一努力虽然为时不长也未获成功,但仍揭示出当年中国政治、外交和中美关系一些微妙的面相,并标志着美国对华关系的关注重心在北伐取得全面军事胜利之前已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事法制概述

一、军事立法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就标榜其法制的渊源及指导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而实质上，则通过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蒋介石个人独裁才是国民政府立法的指导思想。军事立法亦不例外，随处体现着国民党“以党治军”，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指导思想。20余年中，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数量众多的军事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其中，各级军事机关组织和职权方面的法规主要有《国民革命最高会议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组织法》、《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等，军队管理方面的法规主要有《陆军军队内务规则》、《海军舰艇警…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但中国人民从未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定《马关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坚决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驳斥美国部分人士染指台湾的设想。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国民政府难以派军队攻克台湾,如何收复台湾考验着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打乱了美军占领台湾的计划。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其行使主权,不但以“盟军代表”身份接收台湾军事,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行政。“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完全是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的无知。     

1941-1945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努力的历史透视

太平洋战争为中国收回香港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国民政府多次对英交涉却最终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国家力量和外交意志在维护主权中的作用。由于国力不振与国际地位的低下,致使国民政府在外交中表现了极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造成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严重损失。     

论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的几个问题

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为了实施扫除军阀、统一全国的军事计划,决定组建国民革命军。至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前夕,共组建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出师北伐后,又不断扩编、收编,军队总数达五十余个军。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战争的主要武装力量,不仅对于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第一次大革命的严重挫折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军队和国民党政府军队的膨胀,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     

论军事软实力视野下的中国军事外交

软实力概念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首次提出的.中国军事思想文化、外交和国防政策、中国军事外交实践、中国军队现代化发展模式等分别构成建设中国军事软实力的四大来源.中国军事外交既是军事软实力资源之一,也是军事软实力资源运用的有效手段.论文对军事软实力进行理论分析;诠释了建构新世纪中国军事软实力的四大资源;论述了军事软实力与中国军事外交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为增强军事软实力对中国军事外交的思考.     

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的华北货币政策——以京津地区为中心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日本的华北币制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初期,日本方面出于各种考虑,决定由朝鲜银行单独负责战地军费支付,军票及河北省银行充当备选方案;而在1937年8月至9月朝鲜银行金券大幅贬值后,遂决定实行以河北省银行为中心、中方银行协力的方案,但实际运行中,由于中方银行的反对,则实行了由朝鲜银行和河北省银行并行共同负责侵华各项费用支出的政策。上述政策只是作为战时华北币制政策的暂时过渡性措施,最终于1938年3月建立了作为华北地区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试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把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揭示了人民战争的实质是依靠人民,人民战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骨干力量是人民军队,而且阐明了我国人民战争的道路即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很好地实行人民战争,他还系统地概括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宝库。     

朱德与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及时实现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抵御日本侵略,坚持、发展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朱德作为八路军前方最高军事首长和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主要负责人,在不断提高自身认识的基础上,大力促进党内、军内的思想统一,不失时机地部署八路军实施以山西为中心的战略展开,直接指挥根据地军民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的成功转变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侵华日军在福建的贩毒活动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就开始在福建从事贩毒活动。抗战时期,日军在以武力手段屠戮福建人民、掠夺资源的同时,更是在福州、厦门等地废除中国政府的各项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以台制华”、“以毒养战”。与其他沦陷区相比,日本在福建的贩毒活动有其特点。巨额毒资不仅助长了日军的侵华气焰,同时也使福建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民国时期永定河的泛滥与治理

民国时期,永定河泛滥成性,民国38年间,泛滥17次,平均2年左右一次,成为对京津危害最大的害河之一.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比较重视永定河治理,采取了一些治标治本措施.在治理过程中,注重采用近代科学技术、注重标本兼治和整体规划,体现一些近代特色,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战乱不断,永定河治理时断时续.抗战爆发后,很多工程被迫中断.     

试论抗战时期户口统计中的壮丁调查与征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兵力的征调就成为战争进行的重要任务之一,人口调查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壮丁调查是兵役工作的基础,国民政府在30年代初期建立的保甲成为户籍调查和人事登记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壮丁征调的主要执行者,国民政府为获得真实的壮丁人数和保证壮丁征集抽签的公平,不断针对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规和办法。八年间共征壮丁1 405万人。然而在壮丁征集的过程中,由于保甲长对户籍调查的漠视、壮丁征集过程中的强征行为以及民众对兵役存在的恐惧心理,都使壮丁征集过程充满了舞弊和不公正。     

浅析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抗日战争中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一直保持着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关系。两个战场相对独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共两党独立指挥所属武装力量,按照各自政党所确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及作战原则实施作战。两个战场在保持相对独立关系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相互配合的关系,这种相互配合,主要表现为战略配合,也有战役、战斗的配合。然而,各个层次的相互配合,有积极主动的配合,也有消极客观上的配合。     

试析抗战时期西南航空运输的两次飞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西南地区为政治军事战略基地的重大举措对于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举措客观上也使西南地区得到开发.西南的航空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尤其是1941年、1943年航空货运量呈现飞跃发展的态势,这与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缩小、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新的国际战略空运通道的开辟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两次飞跃原因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西南战略基地的确立过程和中国地缘政治的演变,也进一步印证了国民政府立足于外援的抗战政策。     

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阶段,这在军事领域也有显著的反映,主要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即由崇尚“军礼”转变为提倡诡诈权变。与此相适应,当时的作战方式也有了明显的变革,战术运用呈示出新的面貌。战争实践的进步和兵学理论的发展互为前提,相辅相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文化已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