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内地关于香港史研究情况概述

香港史研究,作为香港问题综合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内地关于香港史的研究却显得很薄弱。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杜定友(笔名丁又)《香港初期史话》(内部发行,113页)一书,是一本关于英占香港初期(1841—1907年)历史的普及性读物。尽管该书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资料来源及篇幅等的限制而对英占香港初期的历史未能展开更为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有些史实也尚待进一步的考订,但对于香港初期的历史概貌、中国人民在香港被占初期对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的反抗、斗争,均有所论述。同一时期,内地学者对于1884年香港人民的反帝斗争、1899年东宝人民反对英占九龙半岛的斗争以及香港考古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说,研究的深度、广度均远远不够。八十年代以来,内地有关香港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开展。据初步统计,已经发表的学术论文、资料集、回忆录等各类文章近百篇。本文仅就近年来内地香港史的研究情况分若干专题作一简略的回顾,以供研究参考。     

《一国两制 历史奇迹》论文集出版

由施汉荣撰写的<一国两制 历史奇迹--港澳和平回归与经济社会论文集>,近日由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学术情报研究所所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员、<香港概论>编辑室主任等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一直从事港澳问题的研究,其学术成果受到学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其个人专著、合著主要有<"一国两制"与香港>、<香港概论>(上下卷)、<英国撤退前的香港>、<九七·香港>、<全球化大潮中的粤港澳经济区--历史、现状与前瞻>等,发表有关"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清议报》停刊考

梁启超在日本所办<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社会影响力甚大.至于二者的关系,并非一般认为的是因<清议报>馆失火而自然停刊,其结果为别办<新民丛报>.而是由于另办<新民丛报>,才导致了<清议报>的停刊.论据可分为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客观方面,<清议报>馆的"失火",事实不明朗,难以成立,而产业内部的资产变动才是报馆暂歇的主要原因.主观方面,梁启超这一时期在思想和行动上正处于从"一党"到"一国"的变动中,1901年底恰是一个突破关口.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就是梁启超思想和行动上相对独立的标志性转变.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的西传与回溯——以荷兰高罗佩《迷宫案》为例

<迷宫案>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用英语创作的二十四种狄公案系列小说中的第二种,也是由他亲自翻译为中文的唯一一种.高罗佩西传与回溯狄公故事的实践使中国公案小说在改良中得以重生,同时也向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展示中国刑律制度和广博文化的窗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外交官陈来元也将<迷宫案>译介给中国读者,完成了该小说的二重回溯.漫长的跨文化传播历程使<迷宫案>小说及狄公形象得到多重阐释和想象,使之成为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公案小说西传与回溯的成功案例.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论王船山鉴史的是非原则

船山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目的就应当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读通鉴论>卷六),把历史作为镜子,"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读通鉴论>卷未).如他曾说过:"读史者鉴之,可以知冶,可以治德,可以知学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因而,研究历史的态度应当十分严肃,"求安于心,起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卷末);而研究历史的方法,也必须实事求是,力戒虚夸,对历史人物的功罪是非的评断,不能仅着眼于"一时之利害",而应当"通古今而计之",(<读通鉴论>卷三)力求写出"天下之公史"(<春秋家说>卷三).因此,船山秉持"推其所以然之由,辩其不尽然之实","因时度势察心穷效","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等鉴史的方法,对历史"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从而"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读通鉴论>卷末).     

坚实的建构需要深刻的审视

"学术"对于中国来说,有数千年的历史.学术史研究.前人大体沿循两条路径:一是"因书求学",侧重于从文献的传衍揭示学术的脉络,如章学诚<校雠通义>;二是"因人求学",重视个案研究,强调学术在学人之间的传承,如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首创"学案体",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给予了很高评价,说"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黄宗羲之后,学术史作为显学在清末民初勃兴,出现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夏曾佑、廖平、皮锡瑞等一批学术大家.     

20世纪《史记》研究的新进展

历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研究古代史的,不论什么研究领域,如社会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都离不开二十四史.<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对于<史记>的研究,前人一直非常重视.如明人编有<史记评林>,当代杨燕起先生编<历代名家评史记>等.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中国史学的成就最突出的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中最突出的是<史记>.     

《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与《随想录》的传播

巴金的<随想录>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①.<大公报>历史上形成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文革"后得到了有限度的恢复,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作为"政治窗口"的媒体角色构成了<大公报>新时期的言论环境,这对于<随想录>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十四史"的刊刻与乾隆皇帝政治思想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代帝王中史学自觉意识最突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下诏刊刻"二十四史",命史臣刊正<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四部正史,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乾隆帝重新认识和评价有关历史人物,适应了清代中期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殿本"二十四史"的广泛流传,为学者、士人研读正史提供了便利,在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推动历史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节录”的文本遮蔽——《东方杂志》“选报”文本的特殊体例

"节录"是<东方杂志>中一种特殊的"选报"文本样式,通过"节录",<东方杂志>不仅对原刊文本做了文章经营意义上的修改,更进行了幅度较大的内容删节.删节的原因有两类:避绕时忌,展现自身的舆论理念.以"节录"文为个案,辨析选报文本与原刊文本的内容差异,可为深入探讨<东方杂志>的言论建构提供捷径.     

《突厥语大词典》翻译工作的回顾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8年,全国迎来了社会科学事业的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在那一年成立的,接着各省区也相继陆续成立了与之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那一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在天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史学规划会议.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给新疆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翻译<福乐智慧>,二是翻译<突厥语大词典>,三是写<维吾尔族史>.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意义新探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进程中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世界观转变和创新的重要铺垫.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文本的哲学内涵和历史地位重视不够,这要求我们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进行重新定位与评价.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新解读是马克思研究史、研究轨迹的创新,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研究提供了源头.这一文本体现了马克思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间的传承和超越关系.可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治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     

严格把好博士学位论文同行专家评审和论文答辩关

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2005年1月11日在<南开大学严肃查处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问题>一文中宣布:"原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届世界史专业(研究方向为美国史)博士毕业生张爱民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缘起--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历史条件>(以下简称张文)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     

史料与学术兼具 历史与现实相融——《当代江西史研究丛书》的鲜明特色

由当代江西史编辑委员会主办、<当代江西史研究>编辑部编选的<当代江西史研究丛书>首批3本图书--<文论>、<往事>、<人物>,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当代江西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关于香港史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正>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了.中英之间一百多年来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此获得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随着人们要求增强对香港问题的认识,香港史的研究必将有较大的开展.在这个时候,我们对香港地区史研究工作进行回顾与展望,是适时的.一香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约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它就是我国先民劳动、生息的地方.到我国形     

冯洁菲四始述评评议

冯浩菲对历代关于四始的论述尚有一些可补充和值得讨论的地方:<毛诗>说脱离原来的现实政治宗旨,成为纯粹的学术话题;<史记>说语焉不详;<诗纬>说提到的有限的诗篇只是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小元素.这种译"述"加"评"的结构,优点是条理清楚,但其毕竟不是史,而四始是历史概念,缺乏对四始相关历史的说明势必增加对四始理解的难度.     

文学写作:主客观互见中的历史叙写与人文呈现——读《当代北京文学》的价值认知和相关思考

文学理论界从不缺乏"写史"的向往与激情.当1988年<上海文论>明确开启了一场影响比较深广的"重写文学史"的研究活动时,很多人都认为,真是到了以新的精神价值判断标准来对过往文学史重新评价一番的时候了.一般而言,作为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始终存在着主客观结合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客观地记录、叙写历史;一方面是要掘析、总结历,史,特别是"作家作品研究"的精神审美价值,并且在这样两者相互的结合中谋求获得社会最大程度的认知与认可.     

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经验——回应张铭先生

2009年9月<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刊登了张铭先生对拙作<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的商榷文章<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一文.张先生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社会与哲学困境.然而,张先生的商榷文再次遮蔽了更多的话题.张先生对新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等重大政治事实的叙述.本身就出现了诸多盲点和误区.基督教正义一元论转变为世俗政治正义的过程中.并非是"极权政治的土壤".张先生更大的误区还在于.以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现代性的叙述手段.忽视了人类正义认识的历史性、层次性和小共同体经验.政治思想史与小共同体发育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理解过去如何演变为今天,而不是透过批判历史与人生的不美好,以知识分子叙述为中心的多元论解构小共同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