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语境下诞生的“文化书法”

西方的现代性改写了中国的文化身份,重塑了中国的艺术景观。在这种现代性语境中,北京大学书法逆势而行提出了一种新的书法理念＂文化书法＂。可是,时至今日,大多数书法流派仍是跟着西方走,质疑传统、拥抱形式,书法界仍然处于一种文化偏执状态——书法无文化或书法反文化,书法不再审美,书法反审美。在这种全盘西化背景下,本文从＂文化书法＂提出的背景、审美内蕴及本体立场三方面切入这一时代的困惑,探讨在新世纪语境中,书法的未来方向性,强调＂文化书法＂是当前书法的一种文化思考,是当代书法承续传统精神后的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和未来方向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革命现代性与中国左翼文学

现代性诉求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但现代性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显著差异的.从梁启超率先提出"革命"的概念开始,现代性的想象就与革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它所遗留的问题导致了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启蒙现代性的终极目标是与革命现代性一致的,但在实施的方案和道路的选择上存在很大差异.启蒙现代性在中国遭遇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是外部的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其内在理路存在着重大缺陷,导致其自身的目标很难通过其自身的手段来实现,从而被一种新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革命现代性所取代.新的革命现代性规范了左翼文学的本质、功能、风格,建立了一套新的文学话语,在现代性的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左翼文学话语的内在构成并不是单一的.它的理论形态处于动态平衡中,虽有变化,但总的看是注重文学的政治功能;它的文学形态在艺术成就上参差不齐,其中优秀的部分代表了一种追求文学的政治文化功能与审美性统一的特色鲜明的风格.在世俗化思潮风起云涌、文学的方向变得越来越含混的当下,左翼文学的历史承担意识、民族正义想象、社会公正的追求以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观念等,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遗产被合理地吸收和借鉴.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价值结构分析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美学命题,更是现代中国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文化现代性主张;既是一个启蒙现代性方案,又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既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又难掩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既包含终极追求精神,又体现出世俗关怀的抱负.这些价值矛盾的生成是同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复杂生存形态及其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     

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文化“审父”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不具备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发生的条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审父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集中崛起,由此带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中强烈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但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语境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压抑,仅作为残存的文化审父情结蛰伏于当时中国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在当时主流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话语中,要么不具备现代性文化意蕴,要么其中隐含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被主流话语所置换、消解或遮蔽。而在"百花"文学和"地下"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中,却集中表现了接受过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或情结,虽然尚未构成大潮,但已然为新时期文学中审父潮流的出现埋下了历史伏笔。     

赫勒与马尔库什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比较研究

赫勒与马尔库什的文化现代性批判理论都将文化概念与现代性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都指出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悖论性存在.然而,在基于文化悖论的现代性危机究竟是什么,如何对待现代性文化悖论上,赫勒与马尔库什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马尔库什认为,现代性同一性规则消除文化悖论的企图正是现代性危机之所在,赫勒却认为,要克服现代性的危机就应该取缔文化悖论.二人对克服现代性文化危机的不同努力反映了布达佩斯学派的内部差异.     

知识分子怨恨:论钱钟书小说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

钱钟书小说文化反思的怨恨的现代性体验主要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怨恨,他不但怨恨传统知识分子而且也怨恨现代知识分子。钱钟书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围城与多重怨恨中苦苦挣扎,钱钟书的怨恨就是每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怨恨。     

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观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藏区摄影

20世纪30-40年代的藏区摄影呈现出科学主义指导下的视觉再现,这种看似中立客观的影像背后隐藏着文化与视觉的现代性.通过这种视觉呈现,西方人展示了两种关于西藏的想象,本土知识分子的藏区影像则是希冀通过“可见的边地”来引导知识启蒙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汉语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本文试图突破将中国等同于传统、将西方等同于现代的学术范式,以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为主要考察对象,从浪漫主义与审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入手,揭示了审美现代性在汉语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渊源、具体内涵、历史意义。以此说明审美现代性问题不仅仅是西方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内在于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之中的。而在考察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从西方着眼,还应该考虑到中国文学自身因素,不仅要看到中国浪漫主义作家所受到的外国文化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在现代作家身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姿态。     

历史理性与文化姿态的尴尬——对知识分子话语实践的后现代观照

现代性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一个命题,自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言说是其话语实践的重要部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时段:其一,1840年至1915年,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围绕现代化的原点定位展开;其二,1915年至1976年,则以激进的革命话语为主;其三,1976年至今,历史语境的复杂化使知识分子言说充满困惑。贯穿三个阶段的是知识分子的历史理性精神,但是由于其现代性言说疏离了中国历史和现实,所以他们的文化姿态难免尴尬。     

文化哲学的意义:文化模式的变迁与历史发展

当代人类生存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文化危机,正是对这种危机的深刻反省,促使了文化哲学在19世纪兴起并在20世纪兴盛。文化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则是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哲学和文化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哲学未来的发展形态应该是一种文化哲学。中国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面临着从传统的自发性的农业文化向现代的自觉性文化的转变,如果没有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习俗传统、生活方式和存在样态的彻底革命,现代化是不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