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终始”说与中国政治神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五德终始＂的政治神学在每逢王朝更换之际经常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不过在周公＂以德配天＂和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理论主导下,＂五德终始＂说及＂五帝＂、＂五色＂等等神学推演,主要都是发挥政治文化的象征符号意义。     

五行相胜框架下的四个帝德谱

古而有之的五行观念导致了以相胜为特征的五德终始说的产生,战国时代的齐人驺衍,是此种理论的集大成者。自战国至西汉前期,五德终始说一直是论证王朝正僭的主要理论工具。驺衍利用此理论,构建了一个从土德黄帝开始至火德周朝结束的,尚未完成一轮五行循环的帝德谱。意欲证明本朝统治天下合乎天道的秦始皇接受了驺衍的理论,他以本朝为水德,从而使驺衍版帝德谱完成了一轮五行循环。西汉前期的统治者也接纳了五德终始说,但德制前后有别。由高祖提出的汉为水德说获得了硕学张苍的论证,汉高祖—张苍版帝德谱意味着秦朝不在正统中。在文帝时代就已酝酿的德制变革,至武帝太初改制才获得了实现。武帝版帝德谱以汉为土德,恢复了秦朝的正统地位。这个帝德谱成为五行相胜框架下的最终定本,直到西汉末年新五德终始说产生后,才为新形式的帝德谱所取代。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陈江风“五德终始”理论导源于“五行”哲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久远的影响。而从其理论的应用与实践上看，却又十分混乱与玄奥，比如，同是一个夏禹，《吕氏春秋》所载五德终始体系记...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

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秦始皇借用此说以弥补法家思想缺少政权更迭和自然根据的不足。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成为“禅让”式政权更迭的理论依据,沿用达千年之久。从相胜到相生,五德终始说与中国古代历史理性从无情化到有情有理化的转变如出一辙,作为自然理性的一种,它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     

论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的笔法

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时表达了三种叙述倾向,一是选择典型事件从社会运动大势的角度肯定吕不韦在秦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二是针对吕不韦淫乱秦宫闱一事,表达了道德批判的立场;三是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吕不韦的形象,在充分肯定《吕氏春秋》的基础上,以价值评判为尺度表达了赞赏吕不韦的态度。吕不韦及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在秦国政治史中有特殊的意义。《吕氏春秋》通过介绍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为秦统一关东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找到了理论依据。司马迁的历史"通变"观是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肯定了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在秦国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在本传中,司马迁采用"互见法"重点叙述了吕不韦一生中的两件事。一是采取措施,优先发展农业、奖励耕战;二是选拔和重用贤才,同时也对吕不韦的投机行为进行了批判。     

中国古代服色流变探讨

色彩是服饰的主旋律。本文以崇尚和禁忌为主线，探讨了“五德终始”说和正色间色尊卑论对服色的影响，指出迷信观念和等级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服饰文化中服色流变的脉搏     

“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

本文依据传统“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国名中争议较大的“大白高国”重新作出阐释,并揭示了西夏号称“大白高国”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国名“白高”,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     

“五德终始”说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

"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代阴阳家邹衍提出的一种哲学思想.它在历史上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罗思鼎却用反动的实用主义观点来看待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在其炮制的《评〈吕氏春秋〉》的黑文中,把《吕氏春秋》所讲的"五德终始"说,看作是"反映了儒家极右派——思孟学派的特点".他们说:"五德终始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变化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罗思鼎以此证明《吕氏春秋》"实际上是用'杂家'的面目来掩盖极右的儒家本质.这是一种以折衷主义面目出现的反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地域集团、萧沈对抗与刘宋政制

刘宋末造,秉执相异政见的荆州武装与萧氏阵营,固然崛起于门音主尸位、寇攘相仍的板荡局势,宀是源自宋室极不健全的政制建构。以萧沈对抗为表象、事关刘宋生死存亡的军政较量及其结局,深刻地影响甚而规整了宋齐之际的历史走向。     

汉唐治边方略之比较

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汉唐立国之初都制订了类似的安内和外的方略,且带有强烈的为我所用之目的。同时,根据当时政治、军事需要和少数民族自身的风俗特点,汉唐都采取了以夷治夷的方略。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异点,主要表现为,唐代更能娴熟运用以夷制夷及以夷攻夷的方略,同时能根据区域的特点制定十分灵活的管理制度。在战略上,唐能根据地域特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进取方针。另外,汉代的治边方略失于僵硬,而唐代的治边方略则失于过度宽松。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秦汉之际的商品经济及其特色

本文通过《史记·货殖列传》的分析 ,认为秦汉之际中国已经崛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 ,开始了人类第三次分工 ;中国的商人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西欧商人阶级不同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包孕在封建经济的构架中发展 ,这又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特色。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与阐发 ,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     

“万户路”、“千户州”——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

本文考察了蒙古南徇中原将具有草原游牧文化传统的军政合一性质的千户百户制带入华北汉地的具体历史过程,并对该时期世侯(或部分当地长官)所系军事职衔(万户、千户,或佩虎符、金符)与其所占路府、州郡的具体情形结合起来加以分析比对,揭示出蒙古千户百户制度与华北路府州郡体制之间存在对应性关联,即汉地万户往往对应于路府单位,千户则基本对应于州郡单元。本文将此归纳为"万户路"、"千户州"。     

《水浒传》民俗类俗语析释

大量使用宋元时期的方言俗语,并成功地用之于人物塑造,环境描述,是《水浒传》的一个艺术特色。其中有关出行的俗语,有关逃亡的俗语,有关婚丧的俗语,有关家庭、邻里、宗族的俗语,有关交际的俗语,有关酒的俗语,有关衣、食的俗语,有关财宝的俗语,有关岁时、天象的俗语,有关鬼神、禁忌的俗语,有关职事、生产、经营的俗语,多直接来源于宋元时期的民俗事象,揭示着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体现着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处世态度。分类解释之,可供汉语研究、文学创作之借鉴。     

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之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代,侨州郡县普遍设置乃至成为一种制度。侨州郡县对当时政区建置与政区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政区增滥现象、其他种类特殊政区的成立、政区制度的没落与虚妄等等,都与侨州郡县相联系。虽然如此,东晋南朝设立侨州郡县、实施侨置制度,起码在当时仍然是利大于弊。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     

荀彧父子的政治取向与汉魏局势变动关系之研究

在汉魏更迭之际，门阀世族开始崛起，他们的政治取向对当时政治局势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当时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荀或父子功业和政治命运的分析，论述了荀或悲剧政治命运的根源和荀颉追逐个人利益的真实目的，昭示了那个时代世族政治信念的变迁、政治人格的变化与政权更迭的直接关系。     

唐宋长安经济研究述评

长安是唐代的京畿重地和北宋西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唐宋各自的时代特征造就了长安经济的发展、繁荣和变迁,使得长安经济在我国经济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唐宋长安经济研究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从20世纪初以来,学术界就唐宋长安经济研究出版了大量论著。     

去芜取精古为今用——明末清初科技翻译评鉴

科技翻译对人类科学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末清初以传译西方科技为主流的翻译活动,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此次科技翻译浪潮不仅使我国产生了近世科技的萌芽,同时也冲击着我国禁锢的思想界。百年间,中外译者遗留的译著以及所提出的翻译理念至今仍为译界借鉴。本文通过对此次翻译活动的析评,探究其在科技翻译领域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