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明清时期黎、瑶、壮、畲等民族起义述论

明清两代广东黎、瑶、壮、畲等民族举行了近 13 0次规模大小不同的起义。这些起义大致可分为明初洪武时期、明中后叶至清初时期和清中叶至末年时期 ,引发起义的原因是封建统治者沉重的赋役、汉族地主奸商的巧取豪夺、民族上层分子的鱼肉和官吏的勒索等。规模大、斗争目标明确和各民族互相联合等是这一时期起义的特点 ,沉重地打击了明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势力 ,迫使统治阶级惩治一些贪官污吏 ,或者调整其统治的政策或策略     

壮、瑶等族人民对右江革命的贡献

1929年12月11日,根据“六大”通过的政治纲领,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壮、瑶等族人民聚居的广西右江地区,胜利地举行了百色起义,在我国南方边陲建立了最大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右江革命根据地,为大革命失败后两广地区的斗争打开了新的局面。在这场革命斗争中,右江壮、瑶等族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百色起义的成功,红七军的诞生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建立,是右江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对于这一革命高潮的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推动,无疑是主要因素,居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右江地区是一个以壮、瑶等族人民为主体的地区,壮、瑶等族人民的动员和参加,对于革命高潮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较之当时全国爆发的许多起义和由此而出现的许多根据地来说,具有独特的风貌。     

试论海南苗族与汉族的历史关系

作者认为海南苗族大多数是从广西迁徙而来的苗民后裔 ,历史上与汉族交往甚密 ,并深受汉族的影响。苗汉在经济上有着不可分割的互相依赖关系 ,文化上苗族深受汉族的影响 ,苗族不仅借用汉语读音、构词及句子 ,而且在苗族聚居区使用和传播汉字 ,汉族的民间文学对苗族民间文化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作者得出 :在海南 ,苗汉两族历史上是友好往来、和睦共处的 ,这也是苗汉民族关系的主流     

文化视野中明代广西瑶汉族群关系的建构

明代广西持续不断的瑶汉族群冲突的原因,既是瑶汉族群物质利益和生存资源竞争的冲突,也是族群的历史文化积淀,即封建王朝的制度性规则与瑶族传统认同的潜意识--<评皇券牒>特权观念的冲突.在镇压与抗争的过程中,双方均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不断调整策略.政府采取招抚、优待、编户齐民等措施,主动调和;瑶族通过改变记忆,接受招抚和相...     

关于岭南与广府文化形成的讨论

对岭南文化形成的探讨,应从既包括儒家学术文化,也包括土著民俗文化的大文化观出发.岭南原始文化出现雏形当于母系氏族社会;但渐趋成熟则在夏商周,全面确立在春秋战国时,比中原稍晚.秦统一中国后,岭南土著民族文化出现雏形;赵佗主南越国,岭南汉族地域文化出现雏形.此后,随着中原文化不断向岭南传播,岭南汉族地域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交替演进,至唐代以后岭南文化渐趋成熟,明代全面确立.     

广府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四

本文认为 ,“广府人”之称源于三国吴永安七年 ( 2 64年 )分交州置广州 ,故粤语又称“广州话” ,讲粤语的人称为广州人。元代改为广州路 ,明代改为广州府 ,自明代以后 ,粤语也称“广府话” ,而讲粤语的人也就被称为“广府人”。广府人的形成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雏型、三国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的发育、宋至明代的形成三个阶段。文章还论述了广府人的人文特征     

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汉族流动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促进了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业活动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内容,从业分布情况和特点,反映出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入程度。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是汉族流动人口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关系的折射,对于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调研,了解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情况,深入分析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特点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际交往

语言是各族群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工具,语言能力制约着族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将族际交往区分出初级群体内的交往、次级群体内的交往、群体之外对象不特定的交往等三个层次,并具体分析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和汉族城市居民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语言使用情况.再结合语言能力、民族政策等因素,指出乌鲁木齐市维汉居民之间的族际交往存在着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在学校、工作单位等次级群体内隔离状态较为明显,在群体之外对象不特定的日常生活的族际交往中也存在一定的相对隔离.     

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

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 ,是由于汉族移民中的一批通晓汉文化、通晓儒学的人 ,主要通过辟召为郡县属僚 ,占据地方权力 ,取得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并使掌控的文化世袭化 ,发展而为大姓势力。他们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 ,乘机占有原来的编户以为部曲 ,成为称雄南中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使南中地区汉族自耕农 -地主社会转变为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半农奴社会。另外 ,大姓部曲中聘策而来的“恶夷”实际仅在有事时可供利用 ,大姓并未能完全控制 ,造成后来大姓和夷帅结合的局面 ,成为东晋南朝南中地区汉族社会出现夷化的政治前提。     

再论仫佬族族称、族源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南方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民族之一的仫佬族族称、族源和民族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本文从历史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角度重新论证和探讨上述问题,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历史上"他者"建构的瑶族——文化视野中的瑶汉族群关系研究

在交通极端落后的传统社会,游离于居山瑶族之外的"他者"--投、壮族知识分子,不可能真实可靠地记录瑶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他们留下的史料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或者带有主流社会深深的偏见和制度性歧视,这不仅影响着主流社会对瑶族的认同,而且导致瑶族被封闭或自我封闭,扼杀了这一族群的创新活力;只有改变周边族群对瑶族偏见的传统意识,才能促发瑶族的创新动力,最终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从汉族主义到中华民族主义——清末民初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边疆民族观转型

学界对中国国民党边疆民族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些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常常涉及这一问题,但是专门以国民党前身组织和其执掌全国政权之前的边疆民族观为考察对象,并梳理其边疆民族观演变过程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及其政党边疆民族观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其最终抛弃汉族主义,提出民族团结、平等思想,坚持大中华民族新主义,对唤醒各民族意识和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转型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于汉族、达斡尔族家庭教养方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本研究采取的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跨文化比较研究,目的是通过汉族和达斡尔族学生家长的取样测试,揭示汉族、达斡尔族家庭教养方式的民族差异,探讨有关影响因素,为合理、有效的家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泰语民族的迁徙与现代傣、老、泰、掸诸民族的形成

泰语民族的发源地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和与之毗邻的东南亚中南半岛地区的现代傣、老、泰、掸诸民族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一直是国际泰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泰语民族的发祥地是在今广西、云南和越南交界一带地区,其先民是后来才辗转迁徙到今天他们居住的这一带地区并形成今天分布在中国云南和东南亚的傣、泰、老、掸诸民族的。     

中国早期的民族形成过程及其经济导向

在人类的经济过程中 ,不仅有制度要素的参与 ,而且其发展的方向、道路和内容都受到了它与其它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制约。民族形成的过程由此成为特定民族经济特点形成的首要因素。本文指出 ,中国早期的多元民族结构 ,为其经济的成长构筑了最初的社会框架。并结合夏商周社会经济性质的再讨论 ,以这个从氏族共同体的融合走向广大地域的社会联合中 ,通过世袭等级的分封方式 ,构筑起以血缘世系进行社会划分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制度的基本框架的事实 ,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早期封建化进程与趋势的探寻 ,阐释了特定民族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制度因素的合力作用下 ,形成多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和方式的问题     

族际教育分层及其影响因素: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数据,比较分析了转型期维吾尔与汉族的教育分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维、汉民族的教育分层主要集中于初中和高中升学阶段。大学升学率上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城乡和阶层之间,民族不平等因政策因素基本消弭。统计结果显示,两个民族的教育不平等大部分是由民族人口的城乡分布不平衡、阶层结构(或家庭背景)差异所致,但民族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兼容问题及教育理念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相对而言,维吾尔族人口内部教育获得的城乡、阶层分化比汉族更为明显。因而,维吾尔族教育问题既是社会阶层或城乡问题,也是民族问题。要想实现各民族共享发展,还是要从改善广大中下阶层的受教育环境做起。     

试论春秋族际政治婚姻的类型及其历史作用

春秋族际政治婚姻按目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纳女图存、结交或巩固盟好、以婚谋国、结大国以为外援等几种类型.虽然因具体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其产生的效果有所差别,但总体上讲,有利于各民族的和平发展、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融合,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与北方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

孟高棉语民族是操南亚语系语言的诸多民族中的一大族群,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地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有关资料,从分析孟高棉语诸民族的起源入手,对北方孟高棉语民族的来源、迁徙、分布和形成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交流与融合--关于巴塘汉族的个案分析

巴塘是四川藏区腹心地区一个藏族聚居县,隔金沙江与西藏相望.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开始,汉族进入巴塘.这些汉族基本都与当地藏族妇女通婚.使汉藏民族结成了世代相依相辅,经济文化相互影响的血缘关系.特别是在巴塘地区,一半以上的藏族都是藏汉结合的后裔.这些人在生活中既保留了藏族的各种习惯,又继承了汉族的各种风俗.巴塘汉族在藏区的生存与发展,基本是在对当地文化的接纳、交流和融合中进行的.这也是在藏族聚居的腹心地区中,汉族居民的一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