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掠夺、农耕、贸易看游牧国家的发展——以突厥为重点

一般来讲,突厥国家可以分作第一可汗国(557—630年)及复兴后的第二可汗国(682—744年)。有关第一可汗国时代突厥农耕方面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根本没有。但是正如匈奴的情况那样,当时有为数众多的汉人因被俘或逃亡进入突厥地区。那么我们是否能从这些汉人发现一些从事农耕活动的蛛丝马迹呢?下面让我们对这些汉人的情况进行一些考察。第一可汗国初期,由于有四位可汗同时并立,因此突厥内部肯定不会稳定,然而到了隋末唐初混乱时期的始毕、处罗、颉利三代,可汗的地位提高了,增加了尊严,开始出现了统一的国家体制。于是在第一可汗国时期,尤其是在隋末,有不少汉人进入突厥地区。[史料1] 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隋书》卷八四《突     

突厥并非以铁立国辨

学术界一般认为突厥是一个锻冶手工业高度发达的部族。其主要依据是: 1.中国史籍中有许多关于突厥从事冶铁业的记述。例如,突厥曾“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恃其疆盛,乃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瑰大怒,使人辱骂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     

内蒙古包头市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考释——兼论后突厥汗国“黑沙南庭”之所在

在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发现的突厥鲁尼文查干敖包铭文,是内蒙古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根据查干敖包铭文的发现地点及其印记,可推断该铭文应属于后突厥汗国可汗家族阿史那氏的旁系家族,纪年约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极有可能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突厥鲁尼文文献史料.结合汉籍史料和笔者的田野调查,可推断后突厥汗国的“黑沙南庭”即为达茂旗一带的草原.而查干敖包铭文,则印证笔者有关“黑沙南庭”的这一推论不误.     

略论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兼与王育民先生商榷

史学界历来认为十六国时期是人口下降的历史阶段。王育民先生在《十六国北朝人口考索》(以下简称《考索》)中则提出“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口,在十六国前期虽有所损耗,后期即处于不断上升之中”之新说。一般说来,封建社会人口增减是受社会治、乱影响的。只要社会动乱,战争频繁,导致个体小农的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人口必然大减。     

泛突厥主义的历史考察

突厥(Ｔｕｒｋ),严格地讲,指的是6—8世纪活跃在亚洲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代民族;初属柔然,6世纪中叶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突厥汗国;其势力范围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西南隔阿姆河与波斯相望。6世纪末,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后相继并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古代民族的突厥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不同民族的游牧人说着同突厥部众大体相同的语言,于是在南方的、操着与之完全不同语言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开始把他们统统说成“突厥人”(Ｔｕｒｋｓ),把这些“突厥人”活动的地方称作“突厥斯坦”(Ｔｕｒ…     

从"汉族中心"到"各族平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思想的转变

本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民族学发展的萌芽时期。笔者从民族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和分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思想如何由“汉族中心”到“各族平等”的转变过程,指出这一演化过程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和学术的变化。     

“东土耳其斯坦”还是“东突厥斯坦”?

《中国翻译》杂志1986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译名“东土耳其斯坦”并非大错》的文章。这自然会引起有关学者尤其是新疆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关注。英文“East turkestan”一名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属于地理科学范畴,理应译作“东突厥斯坦”,将其译成“东土耳其斯坦”是不正确的。“Turkestan”一名是由两个不同的词构成的,即“Turk”和“estan”。“Turk”一名为突厥语,它最初只是一个姓阿史那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名称。据《周书·突厥传》记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公元552年,突厥汗国建立后,“突厥”一词始用于汗国中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逐渐     

高昌供食文书中的突厥

吐鲁番阿斯塔那三○七、三二九、五一七号墓等三座曲氏高昌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九件供食文书,其中六件内容与突厥有关.在供食客使中,出现了阿博珂寒(阿波可汗)、贪(氵旱)珂寒(贪汗可汗)、恕罗坷寒(处罗可汗)、南厢坷寒(可汗)、北厢珂寒(可汗)等突厥可汗派遣的使团.此外,还记载了“外生儿”(外甥)以及突厥可汗的铁师、金师等名称.这批文书的刊布,对于研究突厥史、高昌与突厥的关系,都不无裨益.本文试就文书中与突厥有关的问题略作考释.     

“塔塔尔”一词最早在文献上的出现

一、“塔塔尔”一词最早在文献上的出现中国唐末会具(841—847)时期的《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召书》中提到有一个回鹘左厢部落叫“黑车子达怛”(见《会昌一品集》卷五,《元朝史》上册第3页,韩儒林),这是对长城以北诸民族历史记载最详细的中文文献上首次提到“塔塔尔”.可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点立的突厥汗国时期的《阙特勤碑》(用突厥鲁尼文、即鄂尔浑文书写的)其中提到四邻各部时,称东邻为“三十姓塔塔尔”(Otuztatar).这个碑是732年所立,比前述史料早一百年.由此可见,“塔塔尔”一词最早出现在突厥文献中.当时,突厥人把什么民族称做塔塔尔人呢?根据中国学者的详细考证:1、韩儒林根据碑文中出现的各部排列顺序指出,三十姓达怛的地理位还应在骨利干(Khurgan),南契丹之北,正好与唐书所载室韦诸部地理位置相当.这就是说,当时中国唐代文献里称作“室韦”的民族,突厥称为“塔塔尔”.     

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的若干问题

成吉思汗大札撒不仅是研究13世纪蒙古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整个内陆亚洲游牧民社会结构的重要资料。但是由于大札撒没有保存下来，因此给后世留下诸多的问题。本文将要说明的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特别是其中“成吉思汗兴起后制定的律今及其颁布的札撒”一章是现存关于成吉思汗大札撒文献中唯一原始的资料；大札撒的编录不是在窝阔台即位的1229年，而应在该年以后至忽必烈在位的某个时期；大札撒不是一部法典，而是一部由成右思汗后人编录的成吉思汗经世治国的经验总结；成吉思汗大札撒得以在中亚、西亚突厥、蒙古王朝流传，一方面是成吉思汗个人威信的作用，另一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14至16世纪中亚、西亚突厥、蒙古人的社会较成吉思汗时期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突厥狼图腾文化研究

一、狼图腾文化起源考述 众所周知,突厥是以狼为图腾的,但对其成因却很少有人探讨。或认为突厥“大柢犬狼之族,繁于北方,故浑沌草昧者引以为徵,是固不足深求,亦无可置信”——干脆不予重视;或简单从狼与游牧民族生活的关系方面加以解释——这亦未免有此牵强,因为生活在同一区域的游牧民族并非全是以狼为图腾的。如黠戛斯人曾以雪豹和牛为图腾,哈萨克人的先祖则曾以白天鹅为图腾。突厥以狼为图腾,当有其特殊的原因。 《周书》卷五十《突厥传》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     

剺面习俗简论

剺面习俗在隋唐时期以突厥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尤为流行,并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为汉族人民所了解。剺面习俗开始出现于丧葬过程中,后来该习俗的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剺面在丧葬中的功能仍为其主要功能。     

古代突厥蒙古诗尾韵

T·卡瓦尔斯基注意到,突厥诗的尾韵,早在远古,即已出现,所以他认为“有韵诗当源于古代突厥民族”(I4.C.150).E·Э·拜特尔斯在研究玛赫穆提·喀什噶尔《突厥语大辞典》里的古突厥诗歌文献时,观察到“其中的诗,几乎无一不是协韵.”(2 C·88).突厥诗研究专家认为尾韵与如下诸方面有关.B·M·热尔蒙斯基院士指出“音响的重复,在诗歌韵律结构中,承担一种组织作用.”为了诗节,段落之构成,尾韵和头韵,履行同样的作用,即确定韵律节拍的限界,也就是说,确定新的段落里章或节之安排,比如韵,能在章节里建成相同的一种词序,用这种方法,厘定诗之结构.韵不光是足以完成机械性的作用,对于精确地研究诗歌,亦至关重要.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南朝史书提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字”时,或称“佛狸”,或称“狸伐”,或称“佛狸伐”,隋代魏澹《魏史》,也说他“字佛釐”。其实这正是拓跋焘的鲜卑本名,这一本名的全称是“佛狸伐”,对应的鲜卑语词应当是bribag,这个结构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称号传统完全一致。bri是古代北族(既有显然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也有可能不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乌孙,还有语言属性尚不明朗的匈奴)常用的称号,如乌孙之拊离,突厥之附离,匈奴之符离,鲜卑之附力。在充分华夏化了的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录上,已经找不到其民族起源传说中狼的因素。凭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鲜卑“本名”佛狸伐,我们可以了解,拓跋集团的核心部族也曾经以狼为官号。由此可知,和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一样,狼在拓跋鲜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也是相当重要的。     

剺面习俗简论

剺面习俗在隋唐时期以突厥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尤为流行,并随着突厥与中原政权的频繁交往和大量降唐的突厥人内迁为汉族人民所了解。剺面习俗开始出现于丧葬过程中,后来该习俗的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剺面在丧葬中的功能仍为其主要功能。     

元代蒙古族所着半臂形制及其对明清服饰的影响

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但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其服饰虽吸收了突厥、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适合于牧猎的服饰文化和汉族服饰文化,但他们根据自己世代繁衍生息的广袤草原地理、气候和本民族的喜好加以改进和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服饰文化。     

"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

泛突厥主义是奥斯曼帝国末期产生的重要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民族主义者以凯末尔主义思想作为立国基础,反对泛突厥主义。但是在人员、组织和思想等方面,凯末尔主义仍与泛突厥主义保持了较多联系,客观上为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方便,并使土耳其的对外政策表现出一定的泛突厥主义特征。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由民族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认清这种联系,有利于加深对凯末尔主义以及当代土耳其内政、外交的了解与认识。     

撒拉族社会组织——“工”之初探

撒拉族是原居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突厥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撒拉族的社会组织是撒拉族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文拟对撒拉族的重要社会组织——“工”作一探讨。     

Coray和Kara—Kum方位考

一百年前在蒙古高原上鄂尔浑河流域发现的几块古突厥文(亦即所谓的“如尼文”)墓碑记载了有关后突厥汗国(七世纪八十年代至八世纪上半叶)东征西讨的显赫武功,内容涉及到后突厥汗国的历史、军事、外交、文化、地理和民族构成等各个方面。许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碑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迄今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仍未取得一致意     

六朝时期蛮族考——以山越及蛮汉融合问题为中心

序言山越通常被认为是孙吴时期定居在卢江、丹阳、新都、会稽、鄱阳、临海、予章、临川、庐陵、建安等郡古代越族的后裔。但也有不同看法,如吕思勉、唐长孺等人认为,山越大部分属汉族;而近年去世的川胜义雄对此却持批判态度,他强调孙吴时期江南社会的落后性,认为山越的地位与“印第安人”及“虾夷人”相似,并非汉族。笔者曾写文,基本同意川胜的见解。然而综观整个六朝时期,关于山越,尚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笔者在写完前文后又探讨了六朝时期蛮族的分布与汉、唐时期的差异,在此过程中发现能揭示孙吴之后六朝时期山越仍继续存在的记载在现有的六朝史料中仅有一例。这一情况与川胜的见解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