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南路)话中的“那”文化成分──湘语中的壮语底层现象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本文通过对湖南省邵阳（南路）地区与稻作有关的语词与壮语的对比研究认为， 壮族的“那”文化即稻作文化在我国南北交往的长期历史中，吸收了中原汉族的旱作文化；另一 方面，“那”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江南汉族稻作文化的形成，成为江南汉族稻作文化的有机组成 部分。湖南邵阳（宝庆）南路地区，曾经是壮汉两族及其先民共同生活和劳动的地方，可以说， “那”文化深深地融进了这里的汉族稻作文化，成为它的筋骨和血液，邵阳（南路）话中的壮语 成分就是证明。     

汉语方言中的"蟆(虫另)"

汉语西南官话、客家话、白话、湘语等方言中都有以单音节词“(虫另)”或构成双音节词, “蟆(蚂)(虫另)”称青蛙的。作者认为“(虫另)”为壮侗语借词,尤其与壮语关系密切。     

壮人“不事商贾”探原

从语言学上说,对做生意的“圩市”和商业活动上的“买”、“卖”等名词,壮语都有自己的民族语称,如南部方言谓圩市为非(fei~4)、买为取(si:4)、卖为开(hai~4),北部方言叫作伟(wei~4)、初(Caw~4)、该(Ka:i)。不难看出,壮语的这些语音与汉语的读音是不同的。表明壮语的这些语音并非袭自汉语,壮族地区的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就有,壮族应是一个善事买卖、经商的民族,壮族并非是象一些史书所说的是个“不知商贾”的民族。历史上壮族地区“多妇人为市”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不容讳言,历史上壮族人经营商业     

粤语与壮语

粤语与壮语有着脱不开的渊源关系.本文论述粤语是在壮群体先人越人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并在不断靠扰汉语而形成的汉语方言.     

壮话与白话、客家话、闽话的共同特征

壮话与汉语方言白话、客家话、闽话在韵母、声调、词素、后缀以及数词、量词在句中的位置,比较句、疑问句的句式等方面有许多的共同特征.这说明壮语、汉语自古就有密切的关系.     

壮语量词研究的历史回顾及类型学取向

壮语是分类词强势型语言的代表,壮语分类词也因而备受关注,几十年来在汉语量词理论的观照下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多年来的研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研究成果也很难被语言类型学家所引用,这和壮语作为分类词强势型语言代表的身份极不相称。有鉴于此,壮语分类词研究亟需吸收当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把壮语分类词放在整个人类语言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参照类型学的描写框架,借助分类词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把相关参项的表现形式与其它分类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壮语分类词的共性与殊相。     

汉、壮接触诱发的语言变异的机制

本文探讨汉、壮民族接触在汉语和壮语的历史变迁中的作用,通过民族接触历史跟语言事实之间的互证,来揭示两种语言在接触中所产生的变异机制.历史上壮语受汉语影响的机制是以词汇、句法、音系为次序逐渐深入的借用,而汉语(平话)受壮语的影响机制则是以音系、句法、基本词汇为次序逐渐深入的干扰.     

从汉、壮民族接触看平话的变异类型

南方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语言接触视野,把民族接触和族群文化互动视为方言形成的重要条件.汉、壮民族长达两千多年的接触史至平话形成,并继续影响今天的平话,汉、壮民族接触的情形直接制约着平话、壮语的接触类型.     

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研究——以钦州汉语方言为例

亲属称谓词是语言中常用的基本词汇,广西沿海汉语方言亲属称谓词有汉语亲属称谓词的历史传承性,同时自身也产生了变异。周边方言或外族语言的接触影响,移民的不同背景及特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也使其语法、词汇系统表现出了多语成分的叠合共存现象。该地区的亲属称谓词饶有特色,加强调查研究,有利于汉语方言语言面貌及其演变规律的探讨和揭示。     

西北方言词语在近代俗语词考释中的价值略论--以《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为例

<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和<聊斋俚曲集>都是公认的山东籍作家的作品,立足山东方言对其方言俗语词考释的成果很多,但有些词语仍然不能得到解释,已经做过解释的词语问题也不少,需要进一步考索.我们选择若干个仍活跃在现代西北方言(主要是青海、甘肃地区)中的方言俗语词加以考释,借此来说明西北方言词在近代汉语俗语词考释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论壮汉语S-与t-的对应

壮语里t-(t'-)>s-的音变现象是存在的,不论是汉语,或者是壮语,它们的内部或两者之间都存在着s-与t-(t'-)对应的规律.     

壮语地名中的壮语与汉语——壮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之四

壮语地名有壮语和汉语两部分,其关系有以下三种: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有对译关系;有壮语有汉语,汉语和壮语没有对译关系;有汉语,但是没有壮语。书写壮语地名的方块字有的本身就是汉字,即使不是汉字,也会向汉字系统靠拢。壮语地名有转化为汉语的趋势。     

广西宾阳平话与壮语“吃”类词的接触与借贷

以语言调查所掌握材料和语言接触理论为依据,将分布于百越之地广西宾阳平话和壮语的"吃"类词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两者的对应关系和联系。认为,壮语与汉语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但在语言分化以后则表现为接触关系;单个词的语音对应现象固然可以证明语言的接触现象,有词族对应的语言现象也并非全然都是同源词。     

汉壮语的"颜"外之意

通过分析汉语和壮语中颜色词在联想意义方面的文化差异来探讨汉壮两族文化上的一些异同.认为作为色彩载体的颜色词,因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审美观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对不同民族的人们来说,在颜色的象征意义、联想意义及其运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     

左江流域壮族山歌曲调韵律探析

左江流域壮族山歌种类繁多,曲调鲜明,内容、形式丰富,韵律铿锵悦耳,属于"歌海之乡"里的南路山歌。壮族山歌的曲调实质是该地区人们语言节奏和生活节奏的写照,南部壮语方言腔调、语音的高低和语势的缓急轻重,造就了山歌曲调韵律的自然基础。从音乐和文学结合角度进行整合分析,是对左江流域壮族山歌的曲调韵律进行诠释的有效途径。     

壮族原始数概念的“一二五”模式

壮族原始的数概念为“一二五”模式，其中“一”〔ｄｅｕ(２４)，ｎ(((３３)〕和“二”〔ｓｏ：((２４)〕源于男根和女阴；“五”源于“张开五指的手”〔ａ(５５)〕，义为“多”“全部”。这不但合乎原始思维的模式，而且有语音上的根据。后来，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壮族的基数词从一发展到十，形成一整套借汉语词，同时保留原来的“一、二、五”民族语。由于原始模式中的“多”与“五”对应，所以壮语基数词中缺少“三”“四”，便借用汉语词补缺。     

汉语方言女性称谓词"伯"之来源考

借助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两方面的一些材料,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试图论证现代汉语方言的女性亲属称谓词"伯"应是早期古越语的底层词.     

是“棯子”,不是“稔子”——一个壮语汉译名的辨误

棯子是壮语“nim～4”词(“念”的合口鼻音。用粤语读之更切近) 的汉语译名。 棯,为两广、闽、台等省区的一种特产野果,味清甜,可以疗饥可以入药。只是其貌不扬,鲜为人所称道。粤语称它为“棯子”、“豆棯”,也源自壮语,是粤语的一个壮语借词。每年农历六、七月,棯果成熟旺产时节,桂西南的人们便挎篮提筐,三五为伴上山采棯;除自食外还可卖钱,是一项副业收入。采棯更是山村少男少女的一种游乐活动。他们常是一边采吃棯果,一边对唱山歌,别有一种民族风情和田园诗意。     

论壮语的数词“一”

壮语的数词“一”有多种语音形式.一般意见认为?it7跟汉语有关系,而?deu1和nш:η6是民族固有词.然根据语音对应规律,?deu1和nш:η6同样跟汉语有关系.特别是?deu1,其语音对应规律显示出壮汉语之间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渊源.     

藏汉语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

藏汉语之间的接触主要是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和地缘接壤性接触,二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藏汉语方言之间的地缘性接触,主要发生在藏语康方言与汉语西南官话、藏语安多方言与汉语中原官话、兰银官话之间.从地城上看,藏汉语之间的地缘接壤性接触主要发生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一带.藏汉语方言在地缘接壤性接触下引发的语言演变主要有特征的增加、特征的替代,特殊的双语现象和混合语等四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