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型司法下的程序选择与程序分类——民事诉讼程序建构与立法的理论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政策实施型司法向回应型司法的转型过程中。民事司法结构和模式的转型呼唤程序自治性、程序主体性的制度建构,呼唤程序规则的独立性和经由程序的正当化机制的回归。价值取向和技术特征迥异的各类程序,如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私益诉讼程序与公益诉讼程序、财产诉讼程序与家事诉讼程序等,分类入法,可以满足当事人不同层次的实体权利和程序利益之保护的需要,以程序主义视角和程序利用者视角为导向的程序选择权由此获得新生。     

论侦查取证程序的结构——以程序的功能为标准

以程序的功能为标准,侦查取证程序的结构应包括保障性程序、实施性程序和辅助性程序。保障性程序是为保障实施性程序合法、正当实施以及实施效果而设置的程序性要求,包括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权利性保障程序、保障证据真实的真实性保障程序和保障侦查取证便利有序进行的取证保障程序。实施性程序是法定侦查主体针对取证对象收集、调取证据的程序,包括取证主体的资格与条件、对象的范围与要求、行为的方式与步骤。辅助性程序是对保障性程序和实施性程序实施情况的说明和确认,起着辅助前两项程序完成的作用。     

程序法治刍议

程序法治的理念在现代社会已经确立,程序法治是程序正义的保障和通往实体正义的必由之路,违反程序法治会损害司法公正、侵害人权。但是,法律程序并非完美无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割裂,遵循程序法治会付出代价,有时造成实体正义的牺牲。这是法治所必然付出的代价,我们仍然要选择程序法治,制定和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并不断地加以完善,来弥补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裂痕。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刑法基础

中国近年的刑事诉讼改革顺应国际社会刑事诉讼改革的简易化趋势,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基础上新增了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这是刑罚宽缓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刑法在实体上将犯罪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刑事诉讼法就相应地对其适用繁简程度不同的诉讼程序。普通程序追求权利保障,速决程序讲求司法效率,围绕着不同的价值圆心,刑事诉讼在公正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和简易,将刑事案件根据犯罪性质与量刑轻重分别归入不同的程序入口。轻罪与重罪的明确划分,体现了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分流;轻罪与轻微犯罪的明确划分,体现了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的分流。在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同时适用的轻微犯罪中,速裁程序应优先适用;在综合全案情况不宜采用速裁程序时,再考虑变更适用相对较重的简易程序,这就确立了速裁程序与简易程序的正确顺位关系。     

行政行为违反程序法定原则的思考

程序法定原则是行政行为必须遵循的法律程序,步骤与方式则是程序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方式与步骤的违法即构成了行政程序的违法,行政程序的违法则属行政违法,违法的行政行为只能被撤销,因此,提高行政人员的法律素质和行政程序意识,是遵行程序法定原则的关键。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诉讼衔接问题研究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项针对特定类型犯罪主体所设置的特别程序,其适用前提建立在其他诉讼程序所作出的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因此其与其他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是这一程序得以贯彻执行的关键所在。要分别从正向和反向两个角度研究强制医疗程序与刑事普通程序及其他特别程序之间的衔接关系。应当从明确程序属性,防止制度异化,完善衔接程序设计,实现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协调,充实程序运行基础,加强配套措施建设等方面入手,保障程序间衔接的顺畅有序。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中国简易刑事程序改革的初步考察与反思——以S省S县法院为主要样板

我国简易刑事程序旨在提高诉讼效率与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与普通程序相比,简易刑事程序在程序耗费上相对较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权利型经济”与“权力型经济”的分析框架下审视我国简易刑事程序的制度与实践,权力型经济的价值目标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但在保障被告人权利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完善被告人权利保障体系,通过略式审判进一步简化程序。     

程序正义论

在法学界人们对程序一词的含义没有定论 ,传统上是把程序与实体相对应来理解其含义的 ,而法律中的程序与其他领域的程序有质的区别。行政程序是指行政活动的程序 ,它不等同于行政诉讼。凡程序都应是正义的 ,都应推动社会进步。在法制现代化的今天 ,以程序正义理论促进依法治国中极其重要的依法行政的实现     

法律程序功能论

法律程序是与实体法的权利义务规定相对而言的。法律功能与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程序法与实体法相匹配。法律程序的功能不可忽视。实现依法治国,应充分发挥法律程序的法治基础功能和正义实现功能,对法律程序的法律发展功能则不能要求过高。     

江苏人口出生缺陷现状及科学干预对策研究

采用文献研究法分析江苏省出生缺陷发生现状和发展趋势,结合典型案例对江苏省出生缺陷干预措施和实施效果进行管理学诊断。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江苏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目前的出生缺陷干预模式缺乏有效的部门间协调机制和科学指导,缺乏稳步推进的长效机制,存在资源不足和服务能力缺乏等问题。据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建立省级高层协调和多部门合作的长效运行机制,突出重点干预领域,进一步完善出生缺陷监测系统,提高出生缺陷干预服务机构和人员的技术水平。     

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之研究

人工智能产品相较于普通产品最大区别在于其自主性，一方面体现在人工智能产品运作方式更具复杂性，它们能够自主决策与自主行为，处于"感知-分析-行动"模式，其运行过程为"黑箱"操作，难以为人类所探究；另一方面体现在产品侵权的致害主体更具多元性，除了作为传统产品侵权主体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外，还包括研发者，甚至人工智能产品本身。基于此，当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存在困境。一是现有判断标准在人工智能产品视域下缺乏适应性，由于《产品质量法》中"不合理标准"的抽象性、复杂性与《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中"技术标准"的应急性、不确定性，现有标准的使用难以解决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问题；二是我国现有立法未将产品缺陷进行类型化认定，而仅对产品进行笼统的缺陷判断，在人工智能这一多元责任主体与多样未知风险的领域，该种产品缺陷的司法认定模式在适用时更为捉襟见肘。为将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司法实践规范化，在产品责任框架下应将缺陷划分为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缺陷及跟踪观察缺陷，这不仅有利于契合人工智能产品的归责原则，也与产品侵权责任各要素相对应。人工智能产品缺陷司法认定标准应与有关主体应履行的义务相结合。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产品设计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其应当履行安全保障、性能平衡、全面测试等义务，该缺陷采用"风险-效用"的司法认定规则。制造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其应当履行配合设计预期效果与按照设计方案进行制造的义务，该缺陷采用"对预期设计偏离"的司法认定标准。警示缺陷的责任主体为制造者、销售者，警示义务应当达到警示内容的充分性、警示时间的更迭性与警示语言的简明醒目性等要求，该缺陷采用"合理充分"的司法认定标准。跟踪观察缺陷的责任主体为设计研发者、制造者与销售者，跟踪观察不仅要求畅通产品的反馈渠道，也要积极定期对产品进行监察，更要及时对问题产品作出反应，该缺陷采用"个案认定，综合判断"的司法认定原则。     

农民土地利益实现的制度障碍及对策

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建立之初表现出明显的绩效,但随着制度的推进,又暴露出似乎难以克服的缺陷。农用土地制度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系统内部不协调,而不在于农地制度本身。要实现农民的土地利益,需要对农民土地利用提供产前支持,需要培育有利于土地利益实现的市场,需要保障农民土地收入。     

唐代科场弊病略论——以中晚唐数次科场案为例

唐代科举制度总的来说是较为公平合理的,但也存在某些弊病,尤以中晚唐为突出.从这一时期的六次科场案,我们可以看到科场上存在着奔竞钻营、受贿请托、试官判卷取人不公、名人权势人物的干扰主司等种种弊病.而这些弊病的产生,与当时的公荐、通榜、等第、试卷不糊名等科举措施有很大关系.     

浅谈中国信托立法的缺陷——从信托的生效要件到信托财产所有权的归属谈起

中国信托立法有关信托生效及财产权转移方面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隐藏在这些缺陷背后的是我国传统民法观念与信托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之间的冲突,以及固有的金融监管体制与领域宽泛的信托业之间的冲突.不能积极协调甚或漠视此等制度冲突,不仅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同时亦难免消解信托制度自身的积极功能.     

塞尔言语行动和意义关系理论的批判

塞尔的言语行动论对意义的说明引起一些误解，塞尔对这些误解的澄清基本是成立的，但是论据上存有谬误之处。塞尔在前期对意义的解释存在漏洞，但后期以一种新的方式对意义的解释不但是成功的，而且解决了言语行动中的那些漏洞。     

不正当竞争行为界定的地方立法评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修改建议

地方立法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做出了较多有益的修改和探索,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提供了很好的立法资源,但其中也存在诸多缺陷,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应吸收借鉴地方立法的合理之处,同时注意克服其缺陷。     

人性黑暗的忧虑--简析戈尔丁的小说《蝇王》

小说《蝇王》探索了在文明的遮盖下人性本来固有的邪恶,并通过现实的表述展现了小说的主题。戈尔丁的战争经历确定了他作品的主题以及他看待人和人性本质的观点。战争的经历使他认识到不仅是社会的缺陷,还有人性的缺陷导致了人类的悲剧。戈尔丁认为人类不断毁掉建立更美好世界的机会,这不是他们有意识地这样去做,而是人性恶带来的结果。     

上古图文与神话原型——中国神话研究的史料与观念缺陷

中国上古史研究迷茫已久的原因理当与“史料缺陷”和“观念缺陷”有关。文章提出以上古岩画、器物纹饰、甲骨金文形音义系统等“上古图文”补史料缺陷,以先民的“天帝为真”补观念缺陷。由此研究上古神话史可能会别有洞天。     

推行独立董事制度的难点及出路

我国引进设立独立董事的目的依据是解决委托人同代理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借以弥补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然而，在实践中独立董事的种种弊端一一暴露出来，说明独立董事制度同我国旧的公司治理结构并非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