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史学思想研究述评

关于明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学界大多都是以几个主要人物作为代表,很少对其进行整体研究。明代中后期私修史书繁多,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内容,但其研究的对象单一,研究方法还有待丰富。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明代的史学思想给予了总体概括。     

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婚姻状况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婚姻观念上，门第、出身在婚姻关系中被淡化，而财富却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婚姻类型上，寡妇改嫁婚、入赘婚、服役婚等非常态婚姻大量出现。这种婚姻状况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的变化及传统社会等级结构的松动。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与私修史书

明代中后期政治弊端日益显露,官修史书衰落,私修史书自觉承担起史学资治的责任,逐渐兴盛起来。面对政治压力,私修史书谨小慎言,却又希望反抗权势。史权与君权的矛盾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而加深,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刺激私修史书的发展。总之,明中后期的政治因素对私修史书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饮茶生活及其文化意蕴

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饮茶之风浓厚,文人雅士是推动明代茶文化发展的主体力量.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与茶息息相关,诸如读书、文艺、社交、旅行等,皆离不开茶.他们煮茶品茗,舒展性灵,在日常饮茶清事中体现价值追寻,寄托理想人生.作为茶文化内涵的赋予者,江南文人对茶性的体认折射出当时文士群体的心性.茶具有平和冲淡、提神醒脑、自然纯真的本性,与江南文人淡泊自守、静虑自省、贵真求真的精神追求相契合,饮茶生活还寄托着江南文人恬淡闲适的隐逸情怀,由此为明代茶文化的发展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饮茶生活所呈现的文化意蕴,构成了明代茶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论明代中后期词坛对宋词的选择与接受

前人在论及明代中后期词坛对宋词的选择与接受时,多片面强调<草堂诗余>的突出存在,而忽视其余.笔者力求通过对词学评论、词集流布、词选印行、世俗文学选词与存词、模拟和追和词创作等方面的考察,较全面地考察宋词在此期被选择、被接受的情况.考察的结果是,此期词坛对宋词的选择和接受具有高度的认可性、接受的多元性、选择的面俗性、传承的变异性四大特征.     

“靠天吃饭”:灾荒史视野下的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

明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背后潜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江南、华中、华北等地区借助便利的水运条件,形成了高度的区域性与行业性市场分工,但是生产与销售的远距离错位也让这繁荣的商品市场变得极度脆弱,经受不起外部环境的大变动,尤其是气候的剧烈波动.然而,明清之际连年的大灾却恰好击中了它这致命的弱点,致使整个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以气候变化为导向的大调整之中.     

略论明代中后期女性新特征及其意义

随着宋明理学的深入传播,节妇烈女大量涌现。但明代中后期的女性并非完全受礼教贞节观念影响,部分女性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伸张女性权利,彰显英勇豪迈之气,她们在婚姻家庭中发挥主动性,妒妇悍妇、才女群体与巾帼英烈的大量出现,在在显示明中后期女性迥异于其他朝代女性的鲜明特征。     

“情”视阈下明代中后期的婚姻司法研究

明代中后期婚姻司法中,“情”的因素值得关注。梳理这一时期婚姻法律条文及律注,从“妻妾失序”“买卖妻妾”“悔婚”等司法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入手,探讨婚姻司法实践中官员对男女之“情”的认识与理解。分析可见,《大明律》《问刑条例》等重要律法条文中,“情”的空间很小,但是这一时期的律注以及司法实践中,律注人与司法官员在阐释法律条文以及判词撰写中运用了“情”的视角,对两性、婚姻关系中的男女行为给予一定程度“情”的理解,“情”是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权衡参照。     

明代婢女政策与法规的演进及社会内涵

在明代身份等级社会中,国家关于婢女的政策与法规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从缓和阶级矛盾为着眼点,立足于扩大国家名义下的劳动力数量,采取坚决推行抑制婢女数量与重申婢女贱民地位的强硬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明后世诸帝对婢女政策与法规都做了程度不同的变通,表现为从严禁走向怀柔,由强制转为疏导。这一变化背后具有多重深层的社会内涵:一方面是社会上婢女数量的逆向增长,蓄婢阶层的渐趋广泛以及对蓄婢特权的普遍僭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婢女政策与法规在文本与实践层面之间存在的距离与差异。明代婢女政策与法规的演进特征不仅体现了明代国家处理具体社会秩序方式上的弹性,也表明国家政策与社会实际之间的暗和。     

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徽州社会变迁中大众心态研究

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徽商资本积累的增加 ,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社会同江南其他地区一样 ,发生了较明显的社会变化。这一社会变迁给徽州社会及其大众心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的安土重迁和农本商末观念被轻本重末观念所取代 ,注重实效和功利成为人们普遍的价值取向。徽州大众中上自官僚士人、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金钱作为最高追求 ,“新安多游子 ,尽是逐蝇头”,官场中“以吏为商”、社会上无赖横行的玩世不恭心态、主人虐待佃仆和奴婢的畸形心态以及宗族的认同心态等等心态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徽州传统大众心态造成剧烈冲击的集中体现。徽州百余年的社会变迁虽因种种因素未能最终完成 ,但它直接促进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由演义假托前代到直面现实：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转型的小说史意义

明代中后期的小说创作,无论是白话小说还是文言小说,其发展轨迹大体可以表述为由演义历史、假托前代到逐渐贴近现实再到直面现实的时事类纪实小说的转向。而打破传统小说观念,开创明代小说创作直接反映现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最终完成了这种转型,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它的影响。     

论《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发迹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现实

通过对西门庆从地痞恶棍到官僚富商的发迹过程和一生种种罪恶行径的分析阐述，从不同的层面深刻剖析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业经济繁荣、新兴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以及官商勾结、营私舞弊、政治极端腐败的社会现实。     

复兴大潮与雅俗合流——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散论

明代是中国文言小说的复兴时期,而明代中后期文言小说复兴的明显特点便是雅俗合流。这种合流从受《娇红记》影响的通俗化传奇小说和文人编辑的通俗化小说读物如《燕居笔记》等开始,到大量小说类丛书、类书的出现,就已经呈现出文言小说复兴之大势。而许多社会名流、诗文作家参与文言小说的创作,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文言小说的复兴和雅俗合流的趋势,马中锡的《中山狼传》和宋懋澄的《九籥集》便是典型的例证。     

执政党价值观对社会价值观形成的普遍意义

执政党的价值观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就是说执政党的价值观深刻影响着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文章认为这种影响主要是借助于执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通过执政党价值观的理论指导和价值观实践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并分别对此进行了闹要论述。目前在党内进行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实际上是对党员干部价值观的再改造，其成效如何将直接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发展方向。     

宋代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伴随着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的转变,宋代妇女地位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但尽管如此,宋代下层妇女的活动空间似乎并未受到限制,甚至还在经济以及公共活动中有所扩大.基于这一理由,笔者将目光投向了宋代下层妇女的社会生活,从宋代下层妇女教育、职业生活、公共生活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期望通过对她们尽可能的了解,全面评价宋代妇女的历史地位问题.     

《闲居集》所见明代中后期士农的城乡认知

明人李开先所著的《闲居集》对明代中后期士农阶层的城乡认知及社会状况都有所记录,对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城乡关系大有帮助。李开先罢官归家后,长期城居,虽然他时常表达出对城市喧闹、忙碌生活的不满和对乡居生活的向往,但始终将乡居生活作为城居生活的补充。《村女谣》中的红娥女,则直接表达对乡居生活的不满。李开先的城居与红娥女的抱怨,都反映出时人对城乡差异的认知。这一认知的形成,则与嘉靖朝社会治安恶化与赋役不均相关。     

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

通过对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较东南落后的北方下层民众涉及商业行为的观念进行初步考察说明:中国下层民众的伦理观念体系与近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之间并没有任何严重的障碍,而儒家思想与商业伦理之间反而存在严重的紧张。对于下层民众说来,卷入商业活动只是条件问题,而对于严肃的儒家人物则是自我变异的问题。韦伯主义的方式因为对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关系,乃至对中国社会多样化特征的误解而不可能回答传统中国商品经济没有自行转为近代形态的原因问题,也不能恰当地回答中国宗教文化伦理的特点问题。     

明代社会世态人情的裸露--《金瓶梅》与明代社会新思潮

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经基础的深刻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产生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在对当时社会世态人情的描绘中,已经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中的某些重要方面:商业活动中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利润的趋之若骛,商贾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传统四民关系的转变;两性关系上人们打破了文化传统中那种社会性、伦理性对人的个体心性的禁锢,而表现出对非理性情感和欲求的渴望与追求;服饰上撼动了高压在人性上面等级观念的磐石,表现出一股“去朴从艳”、逾礼越制的社会思潮。     

儒家“贫贱论”与中国早期电影的“下层”价值观

中国早期电影在富与贫、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价值论态度上,无一例外地将道德优先性锁定在贫贱者和下层社会身上,表现出极其典型的“贫贱—君子—谋道”的“下层”价值观,体现出儒家将精神、道德力量转化为社会政治力量的核心理想。耕读相兼道学平等的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早期电影的观念与实践,使得“向下层去”的电影价值观获得了无与伦比的时代真理性。当传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盟于危机时代,电影创作迅即在内容与形式、美学风格上开启出以“群众力”为核心表达的“力的美”时代。     

明代冀东移民及其社会影响

明朝都城北迁后,面对北平一带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经济萧条的景象,先后于洪武时期、永乐时期、明中后期三次向冀东一带移民。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在这里占产立庄,辛勤耕作,并把他们各自地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带到这片土地上,促进了冀东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