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农民工及独居老人的“丁克”模式——扩大的丁克家庭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丁克”作为一种的新兴家庭模式,其内涵和外延都早已超出“自愿不育夫妇”的定义范畴,而以一种下一代缺失的家庭模式与其他家庭相区别。由于主观以及客观的诸多原因,这种家庭模式被更多的第二代农民工采用。另一方面,老龄社会中的独居老人及完全由老人组成的“纯老家庭”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下一代或者下下代的缺失,从而构成了“老龄丁克”。“丁克”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扩大,已经使“丁克群体”成为现代社会中一个逐渐壮大的特殊群体。其对社会结构多方面的影响已逐渐显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引起重视,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     

选择“丁克”家庭的多学科透视

“丁克”家庭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大都市已经相当普遍。本文尝试从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等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本文认为这一现象在中国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从我国人口众多这一国情出发,从宏观上说这种现象暂时还不会产生多大的社会问题,但是有可能出现“人口逆淘汰”现象,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警视。     

家庭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庭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全球减排行动的不断深入,中国明确提出了“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国内的碳排放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家庭碳排放成为新的碳排放增长点,有必要全方位探析家庭碳排放新趋势背后的驱动力量。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从家庭层面实证分析我国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作为家庭异质性的依据,考察各影响因素在不同家庭生命周期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此外,依据家庭碳排放的划分进行渠道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特征与家庭户籍地域特征具有异质性影响,家庭规模与家庭年龄分别成为影响家庭碳排放最强劲的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差别较大,分别形成家庭构建期的“均衡型”家庭碳排放、成长期的“经济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及衰退期的“人口导向型”家庭碳排放,呈现出具有家庭生命周期性的碳排放足迹。同时,借助于渠道检验辨别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生命周期家庭碳排放的直接或间接渠道。因此,节能减排政策应不断适应我国人口与发展新形势,将降低家庭间接碳排放作为工作重点,提升家庭在节能减排中发挥作用的空间,针对不同类型家庭施以差异化的减排政策,构建“环境友好型”家庭。     

找回家庭：对农村单身现象的再解释——对赣南茶村的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分析

本文延承布迪厄的学术遗产,通过对茶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分析后指出,家庭不仅构成了婚姻生活的重要场域,同时亦对婚姻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婚姻由家族事件变成家庭事件时,它由一个“公共事件”转变成“私密事件”,他人对于族人婚姻的关注与贡献也急剧降低;“家风”作为婚姻市场上的道德要价,对婚姻双方的社区道德和口碑提出了要求;当男青年的家庭结构不完整或经济实力不济,这将使得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无法获得女方的青睐。     

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及其政策启示

文章使用“城乡困难家庭调查”2014年跟踪数据,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的求助网络结构和家庭因素进行分析,发现：血缘和亲缘关系仍是我国城乡困难家庭最天然的帮扶网络,但官方社会救助系统的作用已超过民间系统,邻里朋友仅在血亲和官方系统失灵时起补充作用;基层治理结构对求助网络的城乡差异产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求助网络呈现多元均衡的特征,但面临官方救助系统的制度性缺失;人口规模、低保资格两个家庭因素对城乡困难家庭求助网络有显著影响。文章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针对我国城乡困难家庭建立官民并举、多元协作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     

计划生育“三结合”对农村家庭生育观念转变的影响

“三结合”计生工作模式的创立 ,从影响人们观念转变的因素出发 ,以家庭为结合点 ,建立人口控制的家庭利益引导机制 ,通过生育观念影响因素的作用 ,达到引导农民生育观念转变的目的。“三结合”活动的开展 ,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 ,从扶贫致富、提高农村妇女素质、提供生殖保健服务、帮助农民掌握生产技能、增加农民发展机会、传播节育知识等多个方面 ,引导农民生育观念转变。“三结合”活动对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农民家庭禀赋、社会保障与三孩生育意愿——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CSSCI

生育政策调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如何有效激发农村育龄群体的三孩生育意愿是政策落地的关键。本文认为农民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具有较大的政策激励潜力,故而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建立农民家庭禀赋与社会保障对三孩生育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相关数据,构建Bi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框架。主要结论有: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医疗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入”效应,养老保险对农民三孩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主要建议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升生育福利,提高家庭经济能力以降低生育成本,制定政策优化代际合作育儿人力资本,引导树立科学的人口资源生育观等。     

失业、待业者就业抉择的家庭推拉力分析

本文以杭州市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了家庭因素对失业者再就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推拉力”影响了失业者的再就业行为，相比而言，“推力”大于“拉力”；中年失业者面临在家照顾老人还是外出就业的“两难困境”：“就业依赖族”和“啃老族”的说法欠妥。     

湖北大冶市廉租房多项政策惠及计生户

近日,湖北省大冶市铜草花居委会的53户计划生育特困家庭欣喜地领到了廉租房的钥匙。此前,大冶市对无房特困户的家庭基本情况进行了公示,其中,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被作为一项考量户主申请首批廉租房分配暨住房补贴的主要指标,对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家庭实行“一票否决”,这一项硬指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代际双向报告的K均值聚类分析

在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研究中,数据往往来自家庭中父母或子女一方的报告,然而仅凭借“一面之词”对代际关系进行测量真的准确吗?这一问题的背后透视出当前国内相关研究中双向报告视角的缺失。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及多层Logistic回归方法,探究当前中国老年人家庭中代际关系的双向报告状况、代际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老年父母的代际关系报告平均得分要略低于成年子女的报告平均得分,但两者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利益假说未获支持。其次,基于双向报告的聚类结果,可将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具体划分为结构维度上的“亲子一致型”、“亲近子疏型”、“亲疏子近型”模式与水平维度上的“亲子和睦型”、“亲子有隙型”、“亲子疏离型”模式。最后,从代际关系模式的影响因素来看,代际结构、老年父母特征及成年子女特征均会在结构维度与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而家庭特征仅在水平维度上产生显著影响。简言之,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父母年龄越小、子女年龄越大,越可能形成评价一致的代际关系;两代人的年龄差距越大、两代人的性别一致、父母年龄越小、父母获得子女支持以及在城镇家庭中,越可...     

中国丁克家庭的社会学透视

丁克家庭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化,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深远。我们用传统的眼光来审视它,用新兴的观点去接受它。我们应该探索这种以核心家庭为主,以丁克家庭为辅助和补充的家庭模式,使核心家庭与丁克家庭形成一种动态的良性循环关系。     

以家庭周期理论为基础的“空巢家庭”

国内存在着四种空巢家庭的界定,这四种界定各不相同。分析比较发现：第一种空巢家庭的界定过于宽泛;第二种空巢家庭的界定建立在空巢比喻义的基础上因而不够严谨和科学：第三种和第四种空巢家庭界定存在区别的根源在于对家庭生命周期中空巢期的认识不同。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家庭生命周期的界定和划分．更清楚地界定了空巢期。在空巢期基础上界定出的空巢家庭可被理解为“那些子女离开起源家庭、父母仍共同居住的夫妇家庭”。清晰界定空巢家庭之后,就可以更好地区分空巢家庭与丁克家庭、独居家庭。     

“知情选择”──计划生育“两个转变”的理论与实践

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知情选择”是一个有效的切入,提高育龄妇女“知情率”是关键环节,实现了“要我计划生育”到“我要计划生育”的根本性转变。     

吉林省“计划生育服务车”基层服务研究

吉林省榆树市自2003年开展"计划生育服务车"基层服务以来,市计生局发挥服务车机动、便捷的特点,采取"直接进屯,服务到人,逐村推进,一年一回"的服务方式,有效地提高了避孕节育措施的落实率,稳定了农村育龄人群的生殖健康水平。在各方面综合因素作用下,服务车的发展运行健康、有序、规范,拓宽了人口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新时期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水平和品质,提高了农村计划生育人群和家庭的生育、生活和生命质量。表现了人口计生部门转变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推进基层基础工作,乃至推进计划生育的整体工作力度。     

Measuring Changes in Family Wellbeing in New Zealand 1981–2001

Since the mid-1980s, New Zealand has experienced extensiv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has been closely monitored and much commented upon. However, the social impacts of the reforms on different family types are less well understood. This paper outlines a project designed to monitor how the reforms impacted upon specific family types via the use of indicators of family wellbeing constructed from census data. These indicators show that for a range of family types, the reforms of the 1980s and 1990s varied in their impact, with single-parent families faring worst.

独生子女家庭空巢风险分析

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独生子女的大量增加,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空巢现象,即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提前进入空巢期,并使空巢期延长,增加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和心理健康风险。本文对独生子女空巢家庭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特征及其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空巢风险及其危害的对策。     

Do family caps reduce out-of-wedlock births? Evidence from Arkansas,Georgia, Indiana,New Jersey and Virginia

During the 1990s, 23 states implemented family cap policies as a means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out-of-wedlock births among welfare recipients. Using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data from 1989 to 1999,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family cap policies on the birth rates of single, less-educated women with children. We use the first five states that were granted waive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to implement family caps as natural experiments. Specifically, we compare trends in out-of-wedlock birth rates in Arkansas, Georgia, Indiana, New Jersey and Virginia to trends in states that did not implement family caps or any other waivers prior to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We employ several techniques to increase the credibility of results from our natural experiment, such as the inclusion of multiple comparison groups, controls for differential time trends,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ors. Our regression estimates generally do not provide evidence that family cap policie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out-of-wedlock births among single, less-educated women with children.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目标选择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方向与发达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发达国家"去家庭化"的方向相反,我国家庭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家庭化",即基于家庭责任前提构建福利保障体系,通过强化家庭功能实现为公民提供福利和保障的目标。我国的家庭政策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补充社会福利发展水平低造成的保障程度不足,提升家庭自身福利供给和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家庭变化产生的问题,调整社会福利配给和组织方式,扩大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福利保障。我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要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重点,包括就业支持政策和供养家庭支持政策两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