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有关共和制度的争论——省思中国初次民主实验

本文以章士钊与戴季陶有关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为主题,藉此探讨民国建立之初,知识分子对民主建设的认识。向来研究民初政治都把总统、内阁争议归究为对袁世凯的态度问题,即反袁者为克制袁世凯,故主张内阁制度,而支持袁世凯者则站在总统制一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道理,但亦因此忽略辛亥革命后中国有史以来初次实践民主的经验。由章士钊及戴季陶二人的争论观察,可以看出民初知识分子对民主满怀理想色彩:民主就是法治,法治就是宪法的制订,故总统制或内阁制的宪法模式便成为当时的争点,亦反映出19世纪西方流行之“形式民主”是辛亥时期民主的关注重点。至于民主制度与社会的关系或其社会实践过程为何,则完全不在两人讨论之列。有关宪法的浪漫想法,直到曹锟当选总统后,各界对共和制度再不抱任何希望,民初的民主争议才告一段落。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以尊孔巩固共和——民初国会孔子入宪讨论中的民意考量

民初制宪期间,国会内外围绕孔子入宪的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但议员们的思虑在既存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展现。在部分议员看来,制宪须服从民意,孔子既被多数人民尊奉,即应将其纳入宪法。此举不仅符合民主原则,也是稳定代议政体的必要步骤,即如果孔道能在宪法中占据一席之地,则共和代议这一外来政治架构或可与民间秩序顺利接榫。与民初教育界反孔以保卫民国的思路相反,立法者们试图将孔道纳入宪法,在宪政框架内弥合中西与新旧,联结政府与社会,以此巩固共和。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论唐绍仪在创建民国中的作用

本文分析了清末旧官僚、袁世凯的政治心腹唐绍仪在辛亥革命民主潮流的荡涤下转变为民主共和的追随者和支持者、并与袁世凯决裂的过程,肯定了他在辛亥南北和谈、促成共和、创建民国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他拥袁的调和立场给辛亥革命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唐绍仪在这时期政治上的成败得失与辛亥革命历史、民国命运息息相关,通过对他的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了解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     

评宋教仁的议会政治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认为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时期开始了.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因此,他踌躇满志,积极活动,以"政党内阁"、"议会政治"为武器,力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短短的一年半中,宋教仁才华横溢,锋芒毕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作斗争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宋教仁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政治体制非常佩服,他的政治理想,就是通过两党在宪法范围内的自由竞争,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出面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从而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为此,他以很大的精力从事政党的建设,力图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他认为有了一个强大的好的政党,就能建立一个好的政府.他说,"一国之政治,恒视     

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

迁都之争作为民国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尚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这场民国初期革命党人在共和制度下与北洋军阀势力的严重的政治较量中,发生在北京、保定、天津地区的兵变成为袁世凯最终取胜的重量级砝码,从而达到其踞守北京的政治目的。但“京保津兵变”实际上是袁世凯亲手导演和操纵的,它以政治斗争为目的,并对所涉地区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失。本文就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的过程及其影响展开探讨。     

论晚清皇权的终结与民初共和的肇兴

晚清时期皇权的终结与民国初年共和体制的肇建,是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皇权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在中国主要有专制主义与制衡主义两种模式。前者于乾隆朝已宣告终结,后者在嘉（庆）道（光）朝以下成为主导模式,且因其不可避免地要与现代化运动接轨,故而具有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属性。鸦片战争后,皇权的功能受到了莫大的挑战,慈禧顺势利导,使皇权一时得以稳定。迨其去世,皇 权重新回归于满人贵族掌管的乾隆朝专制主义模式,并很快消逝于革命的烈火之中。皇权已逝,共和肇兴,地主阶级权力结构关系继续运作,遂有袁世凯模式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但由于孙中山设想的革命进程并未能够真正启动,因而没有在民初政体权力结构运作中产生作用,一时起作用的是袁世凯模式与宋教仁模式的联合与折中,所以民初的“共和”政体,实为地主阶级自由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共和”行政,而并非所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的“民国”或“共和国”。     

帝国共和:从“清皇”到“大圣皇”——关于“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

"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系诸桥辙次博士保存下来的墨迹文献之一,现存于日本新潟县三条市诸桥辙次记念馆,迄今未被公开。那么,这份"民国"诞生以前的手写"民国宪法草案"是一份怎样的资料?其意义何在?在此基础上是否有最终文本形成?如果有的话,那么定本又呈现于怎样的形态?作为"民国"的国体设计图,其在构想上与目前已知的同时期"宪法"设计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在"民国"即将诞生之际,袁世凯方面还准备了一份以"大圣皇"取代"清皇"的所谓"帝国共和"方案,其"大圣皇"与"大总统"并存的国体构造,不同于目前已知的同时期任何一部正式公布的"宪法",提供了不同于"君主立宪"或"共和立宪"的新构想,体现了宪法设计水准的某一到达点。     

北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洋势力被称为北洋军阀,是在袁世凯以后特殊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北洋社会处于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具有乱世、发展、开放等特点。北洋政府并非一个无能、卖国的政府。北洋政府在处理国家事务方面固然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在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情。民初国会屡被非法解散,民主色彩宪法被废除,致使国民的良好愿望不能实现,历史责任不能由袁世凯北洋势力独负。对北洋时期复杂社会的复杂政治人物,应该予以更全面的认识、更客观的评价。     

重读宋教仁

宋教仁只活了３２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２０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袁世凯为什么…     

旧案新评:宋教仁遇刺事件的法理分析

辛亥革命后不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通过双方的妥协和退让,脆弱的宪政共和政体得以存续。然袁世凯不愿做虚君和宋教仁渴望做责任内阁首相的分歧和斗争,因宋教仁遇刺事件而全面激化,在危机面前,双方最终并没有妥协和忍让,选择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法律的救济,而是诉诸武力来解决政争。二次革命的后果是: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袁世凯独裁政府的成立,宪政共和观念荡然无存。     

孙中山理想追求之一幕:从民元辞职到宋案前孙中山研究新论

关于孙中山民元四月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到宋案爆发一年内思想与活动的研究,学术界早有定论,认为孙中山一年的奋斗其实就是幻想,甚至还犯有与袁世凯会谈的错误。笔者认为,孙中山在这一年的奋斗以民生主义为主导,对民初政局、对袁世凯及其政府的认识没有幻想,没有错误,而是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正常行为,在民初共和时局面前,政治家的相互妥协既正常又符合民主法则。随着时局的转换,孙中山及时修正或更改了自己的奋斗目标,从主要民生主义的奋斗转换为主要政治斗争的奋斗。     

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唐绍仪内阁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根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共和国第一届内阁.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政绩不彰,因此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从唐内阁成立的政治环境与组建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经过协商形成的混合型内阁,主导权操在极权主义者袁世凯手中,内阁成立伊始,便面临种种矛盾并且不被列强所看好.尽管唐绍仅曾是袁世凯的亲信,且因热衷于共和而被南方革命党人所接受,就其政治历练与交通系背景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但他终为袁氏所摈弃,施用种种手段,摧垮了唐内阁.唐绍仪内阁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唐氏有其内阁人事制度的原则与新政权内政外交的抱负;内阁组建后亦承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政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唐内阁的各项政策,形格势禁,未能有所展布,但唐氏本人促成南北统一、希望促进孙袁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愿望,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内阁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初尝试,大力推动了民初的宪政建设,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民初共和政体模式刍论

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是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而政体模式,是主导国家权力结构运行的具体规范。武昌起义,清帝逊位,肇建民国共和政体是中华民族亘古未有的一项政治壮举。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遂有地主阶级自由派属性的袁世凯模式出现,同时并存的还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设定的分权主义结构关系的宋教仁模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设想的孙中山模式。民初共和政体的三种模式,对中国近代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略论孙中山的“共和国图案”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在中国倡导共和,1894年他拟定兴中会章程时就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1905年,同盟会政纲上正式写上“建立民国”的文字,明确了国民革命的政治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次年,在《军政府宣言》中,孙中山对这个共和国作了具体说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立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选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意即以革命方式摧毁现政权,革除帝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体.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得到短暂的初步实现,那就是如昙花一现的南京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告,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并重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是一位真诚的民主共和主义者,他主张新国家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手中,真正做到民有民治民享,认为西方的民权政治不完备,三权分立有流弊.西方的议会兼有弹劾权,牵制政府使政府无能,缺乏效率.鉴于西方民主政治的流弊,孙中山在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已创新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五权分立”     

“梁启超之问”的学说谱系

在清末民初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大辩论中,梁启超洞烛先机,提出了"革命不得共和而得专制"的"梁启超之问",成为当时振聋发聩的声音。梁启超的问题是关于共和政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种族革命的自然结果是民主共和还是"民主专制"的宏大制度建构问题。其独辟蹊径地探求到共和失败的根本性原因,找到了民初乱局的渊源所在,并尝试用自己的理论学说对该问题作出解答。尽管限于时代,梁启超未能作出完美的理论建构,但时至今日,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与理论影响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

大众偏好的民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具有合法性,共和主义才是美国宪法的原旨。共和主义偏好精英的理性,而不是大众的情绪化思维。共和主义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定。民主具有内在的自我增长性,国会、总统权能的上升颠覆了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则。自由民主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过度解构,激发了共和主义的复兴运动。美国宪法共和主义的内在特点值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思考借鉴。     

孙中山与民初政党

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党政治,组党建党,议论时政,从政参政,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主流之一。考察孙中山与民初各党派的密切联系,可以发现,孙中山做为革命元勋和民国首任总统,深受各政党欢迎。但他并没有盲目地不顾中国当时形势大力鼓吹民主政治,而是根据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和民主共和的远景出发,去引导中国幼稚的政党政治,为使中国出现规范的政治生活和各政党走上正确的轨道做了大量工作。因此,孙中山在民初时政治上并非"消沉",也并非"醉心"实业。如果仅从同盟会与国民党的角度去考察和评价孙中山民初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是非常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