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

鲁迅先生五十年前所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精辟地论述了魏晋时期饮酒及服用寒食散这两种影响很大的社会风习;余嘉锡先生的《寒食散考》更详尽地考述了这一社会恶习。前辈大师的论述对深入研究和了解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面貌有极大的意义。笔者不避粗陋,拟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不衰的、与饮酒服食相比在影响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赌博之风及其特点作一些论述,以就教于硕学方家。     

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

魏晋南北朝经学述论李金河儒家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它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以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始终蕴藏着潜在的生命力，成为维护和支撑封建统治政权的精神支柱。历代有头脑的封建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实践中，都把儒家经学...     

魏晋南北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重大发展。中央审判机关廷尉扩大为大理寺,尚书官逐渐向隋唐时期的刑部演变,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司法监督功用不断强化,审判职能亦明显加强。皇帝掌握着最高的司法审判权,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干涉和控制较前更加频繁和强化。中央机关基本上各有专司,但又都参与司法实践,这标志着法政体制逐渐走上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道路,为隋唐法政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述评

魏晋南北朝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中十分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史学承接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两汉史学,而又有了新的开拓,并对隋唐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从史学著作的种类和数量上体现出来,而且在史学思想上也反映出来。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本文采用贯通手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著名史家为重点,从历史进化、人事天神、直书曲笔、忠孝节义、以史为鉴五个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作者认为,就史家个人成就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任何一个人都未能全面地超过司马迁,但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却比秦汉有很大的发展。     

试论魏晋南北朝齐鲁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史之风十分浓郁。众多齐鲁学人以治史作为自己的名山事业,其经世精神突出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维护上,他们深谙利用史学来维护门第的奥妙。"直书"与"曲笔"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治史方法,表现得尤为鲜明,而曲笔之风一时更炽。这一时期,齐鲁史学家几乎都是文学家,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史文语尚华丽,浮词艳语连篇,不能很好地表达史义,这是传统史学"尚文"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极端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如果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历史学的萌芽时期,那末,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中国历史学的成立时期.特别在魏晋以后,私家修史盛行,大量史籍涌现,史学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提高,有两大标志.一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整理图书,从而编成了我国第一个图书分类目录—《七略》,将图书分为文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伎六大类,唯独没有史学这一类.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史书被附在文艺略的春秋类之末,史学处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这种现象周予同先生称之为“史附于经”.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仍采用刘歆的图书分类法,这是因为当时的史籍数量,体裁种类,才刚刚出现增长的趋势.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中,史书没有单独列为一类,不是史学大师班固的疏忽,而是时代条件的限制.至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荀勖的《中经新簿》,第一次改变了汉代把史书附于《春秋》之后的图书分类法,将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代表经、子、史、集.这是经史分家,史书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史学成为     

魏晋南北朝选举用人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自两汉设立察举、征辟等选举制度以后,便形成了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官吏、大族共同掌握选举用人的制度.进入魏晋南北朝,汉代的选举制仍然延续,但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出现了地方大族把持选举用人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正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同时,由于九品中正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巩固"门阀制度"的作用,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官僚"贵族化"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

象董狐、南史那样先秦时代史官,记述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迴护的优良传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断绝。史官当然也因此而获罪。史料可考的,如苻坚的母亲早寡,引将军李威为男宠,“史官载之”。苻坚在起居注和著作郎所写的纪录中看到,既惭且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由于执笔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才作罢(《晋书·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知名专家 李凭

李凭，江苏江阴人，1981年获山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国家图书馆研究室主任，书目文献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任华南师范大学二十四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知名专家李凭

<正>李凭,江苏江阴人,1981年获山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国家图书馆研究室主任,书目文献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论魏晋南北朝史学兴盛及其原因

中国魏晋南北朝是个空前的社会大动荡,政治大分裂,民族大融合,长期战乱无时或止的时期。可是,在史学发展上却吐出璀璨斑澜之花,结出丰硕繁盛之果。就在历史编纂学的内容上、方法上也有巨大的贡献,远远超出秦汉以前的成就。与西方中世纪的史学相比较,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成就,究竟是些什么因素促成的呢?本文拟作初步探讨,或有不确切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的民族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各民族史学的蓬勃兴起。与汉族史学空前发展的同时,在我国北方和西南建立过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氏、羌、巴氏少数民族,其史学也取得了接近汉族先进水平的成绩。这种盛况,堪称史无前例。 秦汉时期,匈奴、羌等少数民族已在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长期建立过政权,但是,由于他们主要还是过着游牧生活,又远离中原,所以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史学。魏晋以后就不同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屈赋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屈赋批评 ,对汉人成说多有继承 ,也有对汉人成说具体深入的发挥 ,然而更多的则是在批评角度和具体看法上的新变和创新———重视对于屈赋的文学批评 ,重视对屈赋文学精神和文学意义的揭示 ,而不是像汉代那样重视对于屈赋的政治功利批评和道德伦理批评。屈赋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所表现出来的上述新变和创新 ,实则是中国文学和文学思想发展到本阶段的必然结果     

魏晋南北朝私学教育内容多元化格局述论

魏晋南北朝私学之所以昌盛 ,与它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有关。不仅包含有儒、佛、道、玄、文、史、艺术、科技等 ,道德教育也成为一项重要内容。私学教育内容上的多元化 ,成为私学教育的鲜明特点。这使教育具有了实用性     

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本文认为，门阀士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内容有着广泛的影响。谱牒学的兴起，纪传体史的发展，人物传纪的发达，方志的形成，都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门阀士族又使这个时期的史学存在许多历史的局限，影响史学的正常发展。     

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知名专家 王银田

<正>王银田,1957年生于大同,1982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任大同市博物馆副馆长,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教授,现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辽金史学会理事,山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概论魏晋南北朝文学

持续三百六十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其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尖锐,而统治阶级内部又不断地争权夺势,自相残杀,致使封建王朝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替。这种始于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局面(唯西晋时期曾有短暂的统一),直到隋文帝灭陈才告终结。可是,在先秦,两汉文学的深厚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作品,而且也产生了象刘勰、钟嵘那样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不仅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而且有赋、骈文、小说等多种体裁的长足进步。无怪乎文学史家将魏晋南北朝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了。探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注意如下三方面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