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臧克家的散文创作

<正> 臧克家的全部创作,诗与散文始终是“双管齐下”的。在现代,自是“诗压散文”;在当代,特别是“新时期”后,却是“散文压诗”了。作为“诗人”,他受到的关注、研究较为充分;而作为“散文家”,对他的关注、研究就显得太不够了！话头自然还得从“现代”说起。从1925年到1949年,即从作者20岁到45岁这25年中,臧克家共结集、出版散文著作7部,它们依次为《津浦北线血战记》(通讯集,1938年5月)、《乱莠集》(散文集,1939年5月)、《随枣行》(散文、通讯集,1939年10月)、《我的诗生活》(回忆录,1943年1月)、《挂红》(小说集,1947年6月)、《磨不掉的影像》(散文,1947年10月)、《拥抱》(小说集,1947年12月)。除去两部“小说”集不算,也还有5部之多。臧克家的这些“现代散文”创作,在我看来独创性强,自成一格,丰富和充实了白话散文创作的实绩,具有多方面不容忽视的“文学史”意义:首先,表现在狭义的“抒情散文”自出机杼上。他擅长于“人物散文”的写作,《老哥哥》、《六机匠》、《悼》、《十六岁的游击队员》、《拾花女》、《我的先生闻一多》、《海——回忆一     

被丑化的权利

近读两篇有关丑化人格的文章，一是邵燕祥先生的《代自传》，二是李辉先生的《关于“二流堂”人物漫画批判》。余很想在此延伸开来，谈一谈人格被丑化的问题。先看邵燕祥先生的《代自传》片段：人一生要填多少表格？我的笔在“曾用名”一栏踌躇；记得我曾经被称作“邵贼”，在六十年代快完结的时候。标语上叫“邵贼”认罪低头，我没有窃国，也没有窃钩！谁在厉声指责看“衣冠禽兽”？却原来是弹冠相庆的沭猴！后来林彪被称为“林贼”，我就从“邵贼”降级为“邵某”，虽说仍然是罪不容诛，“半点名”是一种宽大照顾！（载《名人传记》２００…     

穆时英的第二恋

小说《第二恋》强烈地表现了作家的艺术个性。主人公“我”回忆起了九年前的一件往事:在一次舞会上,“我”认识了十八岁的玛莉。“我”爱上了她,但没有勇气说出来,因为她是百万富翁的独生女。为了她,“我”毅然离开香港,到上海做生意。就在“我”的财富急剧增加时,她     

读剧一得

<正> 我象许多人一样,很爱看戏。我生长在无锡农村,从小就看滩黄,这种草台班演的戏以后就发展成为锡剧。到十二、三岁时,我跟着大人到附近市镇上去看戏。我以后到无锡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才有机会看到话剧;田汉带南国社到无锡来,就在三师大礼堂演出《南归》、《古潭的声音》和《苏州夜话》。在这期间,我读了一些“五四”以后的创作剧本和翻译剧本,还有标点铅印的《西厢记》之类。当然,我还爱看其他新文学作     

青年思想家的瞿秋白是怎样产生的?

瞿秋白的“早熟”是惊人的:少年时代就考虑国家、民族、社会、人生之类大问题,就能感到“政治恶象的刺激”,做出在民初的“国庆”日写挂“国丧”灯笼的奇事;十六、七岁竟能考虑到整个“社会问题的政洽解决”;十八、九岁就有“文化救国”的抱负,思考“佛教人间化”之类较深奥的问题;二十岁就在“五四”运动中成为俄文专修馆进步学生和北京学联的领导人物,《新社会》团体的主脑,写出不少颇具哲理思想的文章;二十二、三岁就写出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那样蕴含丰富而深刻的思     

评《论〈文心雕龙〉的纲》

马宏山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心雕龙>的纲》一文,其中的许多新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此,我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马宏山同志还在《文史哲》1979年第1期上发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又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上发表《<文心雕龙>之‘道’辨》,有些观点,与《论<文心雕龙>的纲》一致。本文间或征引此两文语,一同评论。“本乎道”《文心》的第一篇《原道》,是论“本乎道”的专篇。“原道”,即“原于道”。“原”字后省略介词“于”。《经传释词》:“于,犹乎也”。《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说:“原,本也”。所以“原道”犹云“本乎道”。是说作文要以“道”     

回忆《文史哲》

<正> 今年是《文史哲》杂志的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文史哲》编辑部来信要我写些有关纪念《文史哲》创刊的文章,我感到“义不容辞”,就马上提笔写了。回想起来,我在五十年代初期之所以能到山东大学(当时在青岛)去工作过一段时间是和《文史哲》杂志的出版很有关系的。五十年代初,我刚自国外工作回来,住在北京的一个招待所里听候组织上分配工作。有一天,我偶然去北京的“东安市场”闲逛,发现有一家书摊上竟然有     

风俗·风景·风雅——许淇散文刍评

许淇在其散文集《呵,大地》的《题辞》中,热情地讴赞了“美丽的虹”。他说:“你是诗的灵感,你是梦想的翅膀,你是我心中的激情的异化;你象征着我正在编织尚未完成的半圈花环,准备整个地奉献给伟大的时代。”如果将作家笔下的“虹”视为作家自己散文和散文诗的隐喻和象征,大概也     

《哲学小辞典》偷换引文一例

《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是一株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毒草。此书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尤令人可恶的是:它既引经据典,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又偷换引文,伪造证据,欺骗读者。这里,试举《龚自珍》一条为例:此条一开始就给龚自珍戴上“法家”的桂冠,为了说明“龚自珍猛烈抨击儒家的反动思想”,煞有介事地说,龚自珍“在诗中写道:‘我疑经籍志,著录半虚哄,我生恶周孔,《考工》特喜诵’。认为儒家的‘经籍’多半是虚伪的,他讨厌周公和孔丘的说教,却喜欢阅读《考工记》一类科技方面的书。”依此看来,它引录原诗,“照”诗阐释,似乎可信了。然而,一查《龚自珍全集》,就立即发现上述引文被斩头去尾,拦腰切断,而且私装假货,偷换原文。按龚自珍原诗是这样的:“唯有《孟》七篇,千秋等尘封,我疑《经籍志》,著录半虚哄,义与歆、莽违,下笔费弥缝,何况东汉年,此书未珍重。余生恶《周礼》,《考工》特喜诵”。《哲学小辞典》所称引的,就是这一段。它先把“唯有《孟》七篇,千秋等尘封”的头砍掉,     

《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

<正> 《聊斋志异》是我国清初著名作家蒲松龄的代表作,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地位。随着对它研究的深入,很自然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 (一) 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问题。这个问题分歧很大。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中写道:“我父……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数万言。”蒲松龄一生活了七十六岁,所谓“暮年”云云,最早也应在六十岁左右。可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却说:     

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论“野草精神”之一

<正> 一《野草》,是鲁迅自己认为可以“称为创作”的“五种”(《自选集·自序》)之一。它写作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到一九二六年四月,历时一年半,共二十三篇。鲁迅在谈到《彷徨》和它的写作背景时说: ……《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20世纪初期鲁迅的文化思想

192 6年鲁迅在《坟·题记》中说 ,他之所以把那些形式上截然不同的文章编在一起是“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些文章是指写于 190 3年的《中国地质略论》、《斯巴达之魂》、《说钅日》,写于19 0 7年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写于 190 8年的《破恶声论》等。对这些时隔很久的文章鲁迅有些疑惑 :“这是我做的么 ?”但又确认“似乎也确是我做的”。 1934年在《集外集·序言》中再一次谈到这些文章的写作时他说 :“连我自己也诧异那时我的幼稚 ,……倘在这几年 ,大概不至于…     

学习《矛盾论》,改造落后队

一九六○年,我到县委党校学习了七天,开始讀了《矛盾论》。当时,书中的一些名詞,什么“矛盾”,“宇宙观”,“形而上学”等等,我都看不懂,书中的許多意思也不能理解。在党校同志的輔导下,粗粗浅浅地懂了一点。回去之后,我就买了一本《矛盾论》,一有空就翻开来学,开会也常常带着它,碰到問題就翻《矛盾論》找答案,遇到不懂的就请教小学的校长,就这样慢慢学起来了,也試着用起来了。我們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4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孟轲“万物皆备于我”辨析

<正> 孟轲曾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这个命题,曾广泛流传,被人认为是孟轲主观唯心主义最典型的说明。在报刊上、在讲堂上,大都把它说成同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也是这样解释的,《评传》作者认为,孟轲“唯心主义的不断扩张、膨胀,终于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地步。在他看来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在自己主观世界之中,只要老老实实地反求诸己,向内追求,就会得到一切,从而精神上会感到极大的幸福和快乐。”这是有代表性的通常解释。     

再说暴民意识

我在《社会科学论坛》 (2000年第 2期 )发表了一篇随笔,名为《从“该出手时就出手”说起》, (下面简称：“从”文 )副标题是“警惕暴民意识”。我还把这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压缩为一千来字的短文,在《南方周末》“时事纵横”栏目上发表,直接名为《警惕暴民意识》。这两篇文章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以在 2000年《社会科学论坛》 8月号林章芹先生的文章《治民必先治官·治暴不如治权》观点最为鲜明,说理最为充分,在批评文章中颇有代表性,有些说法对我也很有启发。学术本属公器,讨论更是促进学术发展的…     

再说关于“超越”论之我见

我曾在1990年《求是》第6期上发表《关于“超越”论之我见》一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超越”论思潮提出批评。《人文杂志》同年第6期上,发表翁寒松同志的《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超越性”问题》一文,对我和其他同志对“超越”论提出的批评进行批评。翁文对我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点:第一,我误解了高清海同志的“超越”说,不能在“超越”说的本来意义上去批评“超越”说,因而显得我是在跟风车进行战斗了;第二,我的整个批评,表明我仍然     

“吴戈”疑是“吴钩”

《九歌·国殇》中有“吴戈”一词,学者之间有不少异议:有的据此而认为《国殇》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有的释“吴戈”为“吴科”,即“楣名也”;也有的说是“吴魁”;等等,千数百年来,久悬而不得其解。我不同意上述诸说。我认为,前一种纯系推论,其不可信固不待言,后两种也很难成立。因为楣即盾,毕沅《释名疏证》云:“盾,遁也。跪其后,避刃以隐遁也。”按:“楣”是防护武器,既已“被犀甲”,就没有必要再操“楣”了。那么,“吴戈”又作何解呢?我认为,“吴     

对现代文学的年龄心理断想

仅以下的数字,或许已能说明年龄心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血脉关系: 倡导“文学革命”的《新青年》编辑们,发难时大都二、三十岁。李大钊28岁、胡适26岁、刘半农26岁、钱玄同30岁,连主编陈独秀也只有38岁。为新文学“创体开派”的第一代作家,登上文坛的年龄要更轻一些。为新诗奠基时的郭沫若28岁;创“格律诗派”时的闻一多24岁;开浪漫派小说之风的郁达夫25岁;闯出     

学风种种

“评”《水浒》的年头,发生过一桩一般人也许还不曾留心到的“花边新闻”:姚文元控制的《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里面列举金圣叹的罪状之一是:“象‘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之类的歌谣,都被删去”。这也是一桩“冤、假、错案”。查贯华堂本《水浒》,金圣叹不仅没有删去这首歌谣,而且还就这首白胜唱的歌谣发了一通赞妙的议论。虱子多了不咬人。金圣叹早就给清朝皇帝杀了头,给他多加一条罪状,金圣叹则是无所谓的。但它却透露出一个消息:评金圣叹腰斩《水浒》的文章,那作者根本用不着去看一看金圣叹腰斩过的《水浒》,尽可信口雌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怎样说就怎样说。这其实是那时的“标准学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现,“四人帮”里头那些专写大批判文章的大人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