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陈独秀“北伐观”之真谛

北伐前夕,陈独秀一纸《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舆论界为之哗然。人们认为他反对北伐,或者认为他曾赞同北伐,后又变得消极。这种争论从当时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党史学界。由于陈是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人们认为他的态度反映了中共的主张,所以,这篇文章便显得格外重要。笔者最近翻阅一些有关资料,感到60多年来人们一直误解陈独秀,无论说他反对北伐,还是说他的态度由积极变为消极,都不能准确解释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笔者认为,陈独秀始终是赞成北伐的,他的文章是对自己的“北伐观”的直抒胸臆,代表了中共党内一些人对北伐较冷静的看法。本文拟对陈独秀的“北伐观”及《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发表的直接动因做一探讨,敬请指教。     

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旧式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但仔细读过全文,觉得他的论述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董楚平同志商榷。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抹煞董楚平同志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极左的嗓子”,“美妙的理论”,“动听的口号”,“最漂亮的画饼”,它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开始是“兴奋剂”,后来是“腐蚀剂”,最终是     

略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黄克剑同志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分期论要》(载《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4期以下简称《论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初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决裂之后,就径直走上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道路,并不存在一个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决裂的“第二次转折”;青年马克思“接受的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他的“人本主义的道德说教”。由此他断言,“那种认为青年马克思有过一个费尔巴哈思想阶段的传统看法,是既没有社会历史依据,也没有理论逻辑依据的。”     

关于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的质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独秀问题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前加在他头上的许多不实之词都被纠正过来了,但是,在陈独秀“家长制”问题上却没有触动.在学术界关于陈独秀在建党时期乃至大革命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问题,似乎已成定论了.笔者对此有所质疑,今和盘托出,以就教于学者专家们.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变化和历史功绩

陈独秀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曾经是个“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却堕落成革命的叛徒。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任意褒贬历史人物。他们硬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尊孔派”、“混入党内的同路人”,一笔抹煞了他的历史功绩。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给谁扣上替陈独秀“翻案”、为叛徒“唱颂歌”的帽子。关于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从此成为森严的禁区。 我认为,不能因为陈独秀后半生的罪过否定他前半生的历史功绩。否则,不仅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无法科学地阐明五四时期的历史面貌。一 陈独秀是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主…     

再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

薛德震同志在《再谈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二年第六期)一文中,进一步补充了他在《解放的哲学和哲学的解放》一文中的观点,对我们与他商榷的《也谈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一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十分赞成把这个讨论继续深入下去,以求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理解。分歧的焦点在哪里?我们同薛德震同志分歧的焦点,不在于“唯物史观是怎样产生的”,也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要创立唯物史观”,更不在于人是否历史的主体,而是在于历史唯物主     

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问题的看法——兼与刘梦溪、魏理同志商榷

去年《文学评论》第二期发表了刘梦溪同志的《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一文。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完整的理论体系的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魏理同志在这个刊物同年第五期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体系和文艺学的发展》一文。对刘梦溪同志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不应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遗产(原著)和文艺科学的体系(原理)相比较,否则就是“用我们设计好的文艺理论体系去要求马列主义所没有的东西”。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理论遗产有自己的体系,进而断言马克思主     

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与共产国际的分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他认为保护共产党的独立性是国共合作的前提，主张两党“平行合作”，反对“党内合作”的形式。随着国民党右派分子对国共合作的破坏，陈独秀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为此与共产国际做了一定的抗争     

辨“道”——《文心雕龙》札论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篇),这是《文心雕龙》的总纲。因此,刘勰把《原道》篇列于全书之首。但是人们对《原道》篇的“道”,却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理解,并由此导致对刘勰的世界观的看法也互相对立。有些同志认为刘勰所说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因而他的世界观基本上也是唯物主义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刘勰的“道”来源于《老子》,或认为他的“道”就是“太极”,这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三段论”是近似的,因而这种“道”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刘勰的世界观自然也只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巴门尼德的“同一性”命题并非是唯心主义的

《学习与探索》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上刊登的《巴门尼德“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是唯心主义的》一文的观点,我不赞成,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庞长富及其他同志。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命题的人。我认为,要断定巴门尼德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一命题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首先要以他自己对这一命题的解释作根据。巴门尼德说:“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在存在物之外,决没有任何别的     

试论周行己

南宋时期,薛季宣、叶适的永嘉事功学派与朱熹的理学(或称道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成为全国思想界三大学派。推溯其源,永嘉之学与北宋后期周行已有一定关系。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他是“永嘉学问所从出也”。而近人侯外庐先生《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对哲学遗产的批判》却认为这“未免估计过高,周行己本人在学术上并没有新的创见”。建国以来,除侯先生大作简单的附带提及周行己外,尚未有专文介绍。因此,本文拟就周行己的生平、思想、同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以及他在学术上的贡献,试加论述,求教于学术界前辈和同志。一、周行己的生平周行己字恭叔,学者称浮沚先生。北宋后期温州永嘉县人。     

论“兼容并包”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倡导“兼容并包”,并坚决贯彻,成效卓著①。“兼容并包”并非无所不容和无所不包,它在兼容中有所不容,并包中有所不包。概略言之,其内容含有;对不同学派,即使主张各异,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又没有被自然淘汰,能自成一家之言,虽彼此相反,仍允许在校内自由发展。许德珩在《吊吾师蔡子民先生》一文中说:(蔡师)“站在学术的立场,只要你是科学的,他都可以很民主、很理智的来接受、来包容。”②对教员不问资历,只要学术上确有造诣,即加罗致。他走马上任,即登门礼聘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一事,成为教育史上的佳话。胡适、李大钊等也是他邀聘来的。他也留下或邀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遗老遗少如刘师培、辜鸿铭等到校讲学。杨晦在谈到《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时说过:蔡元培“请的各方面人物都有,但是,其中主要的还是当时认为有进步思想的学者”,“皆新世界饱学之士”③。     

真理光照千秋——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

<正>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前夕,我展卷重读毛泽东同志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反复读过几百遍了,但每次读,都有新的领会,新的启迪,新的收获。这表明,真理是光照千秋的。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批评了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缺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说:“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时隔50多年,今天,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这些缺点是不是完全克服了呢?我看,并没有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五四”前陈独秀哲学思想初探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四”以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其思想基本定型的关键时期。全面评价和理解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变化和政治生涯，就必须准确地把握其此时的思想脉络。本文仅从哲学思想之一端作一次初步尝试，以图能得到应有的启示。由于陈独秀没有专门从事哲学研究，所以他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有关哲学思想的材料散见于其政论、伦理、文教及其他论著中。通过我们认真整理、仔细分析发现：陈独秀的哲学思想不仅观点比较明确洗炼，而且与前人乃至同时代人相比，又有独到之处，具有鲜明的总结意义…     

略论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兼与卢国英同志商榷

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与杨献珍同志大体相同,而与艾思奇同志则完全相左。最近读到卢国英同志发表的信和文,特别是读到他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后,我认为他把杨献珍、艾思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完全颠倒了。本文所以要对杨、艾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作一点考察与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卢文提出的“按照维护真理这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原则去做”事,与此同时也是为了就教于卢国英以及参与和关心这一讨论的人们。     

一篇有严重缺陷的评论

许春樵同志在今年第六期《文艺报》上发表题为“一部有严重缺陷的影片”的评论,完全否定了电影《人到中年》,对照电影,细读许文,发现许文才是一篇有严重缺陷的评论。许文认为,电影《人到中年》里的人物和环境都是不真实、不典型的。“作者在创作中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根据主题需要去编造生活”,“只局限于一时一地,而忽视了整个历史和社会环境。”“因而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没有反映出生活本质”。最后,他把这一切归结为“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上走向一条片面、孤立、静止的形     

潘岳是“有骨气的文学家”吗?——对《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的一点意见

编辑同志:读贵刊所载张仲浦同志的《鲁迅杂文与魏晋文章》(一九八○年二期),觉得有启发。但其中提到潘岳等几个文人,与嵇康等人一起称为“有骨气的文学家”,说鲁迅也继承发扬他们的什么“战斗精神”,却是很不恰当的。据《晋书》本传称,潘岳很有才气,“善为哀诔之文”,他的几首悼亡诗是很有名的,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战斗传统”。他的《闲居赋》,是仕宦不达而假作清高的虚伪文字。潘岳其实是一个品行卑下的人,本传说: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矦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晋书》卷五十五)如此谄媚势利、人格卑污的文人,素为文苑所不耻。后来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曾指出他的作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包括她的成功和失败都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是否正确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真正学懂,才能比较自如地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国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没有马克思主义时大不一样。对此,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情况简介

最近,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光明日报》五月二十九日登载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北京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讨论文章。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的《学术研究》,发表了王中、郭佩衡两同志合写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对“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这一讨论正在进一步开展。现将有关文章的论点简介于后,以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