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议榔词》、《理词》的社会思想

“议榔”是苗族人民集议重大事情的会议。各地苗族对“议榔”的称谓有所不同:黔东南苗族称为“构榔”;广西融水苗族称为“埋岩会议”,湘西苗族称为“合款”;云南金平苗族称为“里社会议”。“议榔”所订的公约被称为“榔规”     

灾害叙事与埋岩习俗：广西融水苗族口传神话的文化阐析

灾害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对于灾害的书写与记忆是人类口头传承的重要内容。广西融水苗族古歌中的灾害叙事,具有地域、族群的显著特色。融水苗族先民的灾害叙事受埋岩习俗的影响,在其原始心智中将灾害比喻为一场“冤案”,将灾害起因描述为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争斗,将灾害的解决过程转写为一次“埋岩”活动。这表明融水苗族先民将灾害理解为社会的无“理”状态,而将“埋岩”视为社会有“理”状态的象征,融水苗族先民灾害叙事与埋岩习俗之习惯法的关联,是解读苗族古代社会及苗族先民信仰习俗的新视角。     

无文字状态下的一种"立法"活动——黔桂边界苗族地区作为"先例"的埋岩

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口承法律文化丰富,属于典型的口承法律文化类型。本文以广西融水、贵州从江、榕江三县的“埋岩”资料为基础,对苗族无文字状态下地域组织以埋岩为主要形式的“立法”意图、“立法”过程、范围以及作为口承“判例法”在以后案件中的援用等问题进行探讨。     

苗族“捆伙”制浅议

捆伙,苗语称为■,捆有约束、管理之意,伙有众人、族人之意。捆伙又称为伙款,在苗族捆伙制中,款专指约法性条款。伙款即众人订立款约,是今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和广两龙胜各族自治县苗族农村古代的一种社会组织,即由不同宗族组成的地域性村寨组织。它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苗族的基层社会之中,以维护苗族地区正常生产,生活和组织人们抵御外来势力的压迫为目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它制定有管理其所属成员的行为规范款约,选有负责召集族人制定约和执行款约的公认领袖——款头,有防御外来侵占的武装力量     

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述评

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苗族习惯法以其“埋岩”、理词、契约、乡约、告示、寨老制等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黔东南是苗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聚居地,是苗族传统文化最为浓厚、风俗习惯与习惯法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因而,以黔东南苗族     

论苗族古歌繁荣的文化渊源

苗族古歌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编年史”,是苗族先民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数量多,保存完整;而且篇幅大,内容丰富。在苗族文学遗产中,它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是苗族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珍贵财富。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苗族古歌主要有创世型古歌、婚姻型     

“栽岩”及《栽岩规例》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广西的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的侗寨中发现了一本清朝同治末年汉字记侗音的古本《栽岩规例》,这本"栽岩"理词详细记录了贵州从江和广西融水一带侗族、苗族、瑶族、壮族明清时期进行"栽岩"活动的基本情况,是一本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民族学界的极大关注。这是到目前为止收集到的唯一的侗族"栽岩"款词。由于古本是用汉字记录侗语的地方话,至今还未能得到全面的解读,因此对文本的全面深入研究至今还是空白。文章是作者在对古本《栽岩规例》进行了全面翻译解读的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古本的一个学术性解读。     

苗族传统社会组织及功能

苗族在其长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足以保证他们生存的、纯属苗族所固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这就是鼓社、议榔、理老三位一体制。有的学者称其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一、鼓社组织鼓社,苗语称为“江略”。“江”是一片地方的意思,“略”是鼓,汉译全称为“鼓社”。苗族“鼓社”是其同源于一个男性祖先而结合起来的人们的集团,是一个祭祀、亲属、政治、经济与教育的氏族外婚制团体。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氏族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具     

苗族的亲属称谓特征与原始社会遗痕——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岑加屯为例

广西融水苗族的语言中缺失几个常用的亲属称谓词汇,对一些亲属的称谓与实际亲属关系不一致。从家庭婚姻形态发展和民族习俗分析,苗族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出现“性伙伴进入母系家庭”,在父系氏族社会出现“婚姻联盟”。这些特殊的婚姻形态形成特殊的亲属关系,在苗语中沉淀下来,形成特殊的亲属称谓习惯并遗留至今。     

巫术·史诗·爱情·娱乐:苗族民间舞的内容传达

<正> 这里所谓的“内容传达”,是指苗族民间舞蹈的姿态动作所包含的文化意蕴.若从舞蹈本身所指代、传达的对象和意象看,大致可分为巫舞、史诗舞、爱情舞和娱乐舞4类.A巫舞系统.这部分主要与鬼神、神灵有关,如湘西苗族《接龙舞》、《奶傩芭傩舞》、《跳香舞》,桂西北苗族《舞纸马》、《巴单舞》、《踏索舞》,黔中南苗族《粑槽舞》、《刀梯舞》、《跳洞舞》、《雷公舞》,黔东南苗族《鼓藏舞》、《马刀舞》,黔西北、滇东北苗族《神鼓舞》、《鼓笙舞》,广西融水苗族《拉鼓舞》等等,是一个庞大的舞蹈系列.它与学术界通常所称的“宗教舞”有近似之处,但却不能用固有的宗教模式硬套.尽管就其实质而言,神与鬼都是原始人在认识世界过程中产生的非科学观念,但不同的民族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认识根源不同,对这二者的认识也不尽相同,     

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的伦理观与社会规约

苗族古歌为苗族古代经典,作为无文字社会的口传经典不同于文字的经典叙事,苗族古歌具有民众性、日常性和表演性。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不仅反映了清水江苗族的祖先记忆、族群历史,而且是苗族生活的指导性原则,其“开亲歌”和“苗族贾理”即为苗族伦理观和社会规约的经典性口传文本。清水江流域苗族古歌主要从苗族的家与家族、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人与人的社会伦理、社会规约等方面规范着苗人的日常生活和行为准则,并模塑清水江苗族的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来苗族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带来了苗族伦理观与社会规约的变化,苗族行为准则的“文本”开始由口传经典转化为国家法律与制度,苗族古歌也从“日常生活”状态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形式。     

红苗姓氏与风俗

居住在湘西、鄂西、川东南、黔东北的苗族，在古代因服饰崇尚红色，曾被汉族学者称为“红苗”。准确地讲，此称应无褒贬色彩。本文以这些操东部方言（也称湘西方言）的苗族为述说对象，为标志简明扼要，放沿用红苗这个概念。红苗将迈占中国苗族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以它的姓氏进行探索，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风俗，以及由此窥视整个苗族的发展脉络。一位哲入说过，人们是不了解的就是他最熟悉的东西。姓氏涉及每一个入，可我们对它却不甚了然。张克采在《中国风俗史》中写道：“姓者生也，所以明世系而别种族也。氏者犹家，所以表家门也，故一姓…     

论《苗族古歌》的神体系

《古歌》是一部苗族创世神话史诗。它反映了苗族童年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风貌。它记录了苗族初民塑造的一系列神的形象,并且围绕着“创造世界”工程,以自己独特的线索,把众神连缀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神体系。本文试图依据《苗族古歌》(贵州人民出版社     

从红苗风俗看其族源

古代聚居在黔东北万山、铜仁、松桃与川东南秀山、酉阳,以及湘西广大地区的苗族,自隋以后逐渐形成在服饰上的崇尚红色的特点,并把这种特点保持到清朝末期。于是,这部分苗族便得了“红苗”的他称。红苗不仅都使用苗族东部方言,而且风俗习惯也相同。关于它的来源,目前有西来说、土著说、北来说等三类。在这里,笔者试图从红苗的风俗来探讨它的族源。1 有一个红苗广泛流传的故事叫“官母犬父”,有的学者把它称为“神母犬父”,苗语是叫“乃拐玛苟”。这个故事的前半部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所载的盘瓠故事,可以说同出一辙。官母犬父故事在红苗中家喻户晓,     

从石门坎苗族发展看宗教的正价值

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苗族发展史上，边远贫困的西南贵州威宁县石门坎苗族地区，苗族文化曾一度辉煌，成为中国“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①英国教会报纸称它为“海外天国”，②当时的国外汇款信件直寄“中国石门坎”。苗族文化的一度辉煌表现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石门坎先后创办了初中二所，完小五所，初小近六十所，还办起了拧士学校、圣经学校、瞽育学校各一所，共培养小学生四千余名，中学生数百人，大学生数十人（其中有硕士生、博士生），这在“二十世纪苗夷文化发展过程中，实系首屈一指。”③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英…     

绥宁苗族龙灯会及其社会功能浅析

绥宁苗族龙灯会及其社会功能浅析龙运荣位于湘西南巫水中游的绥宁县，旧时有“苗疆要区”之称，历代为苗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在绥宁苗族传统文化中，龙灯会是一朵摧灿的奇葩。龙灯会流行于各地，体现了苗族人民对龙的崇拜和喜爱。本文拟就绥宁苗族龙灯会及其社会功能发表自...     

再论苗族的迁徙

苗族历史悠久，迁徙频繁，吞吐量大，视野宽阔。涿鹿战败，九黎部落中的部分苗族先民融合成毕夏族，大部分南下“左洞庭，右彭蠡”，建立“三苗国”，这是苗族的第一次大迁徒。尧舜禹不断对三苗国用兵，最后三苗国破，“窜三苗于三危”，“放兜于崇山”，这是苗族的第二次大迁徙。千多年后，强大的楚国形成，苗族是楚国的重要成员，而楚国被秦国灭后，苗族或融合于华夏，或四散他乡，这是苗族的第三次大迁徙。公元１７、１８世纪，“雍乾”、“乾嘉”、“威同”三次大起义失败，封建王朝残酷镇压，苗族人民又从湘、黔走云南，从云南走东南亚，这是苗族的第四次大迁徙。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东南亚的地区霸权主义的战争和排苗运动，迫使苗族人民远渡重洋，分布于美国、澳大利亚和圭亚那、法国等国家，这是苗族的第五次大迁徙。苗族的不断迁徙流动，使自己的一部份融合于他族，也使其他民族成员融于自己，形成了苗族人民的宽广性格和丰富文彩。     

永登“薛家湾人”族源初探

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和地方志的材料，初步探讨了甘肃省永登县“薛家湾人”的族源问题。作者认为，“薛家湾人”有着强烈的“苗族情结”，还保存着大量的“古苜语”词汇，他们可能与我国南方的苗族有着渊源关系，而绝对不是从中亚等地区移居来的吉普赛人的后裔。     

试论苗族鬼神文化的世俗价值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表达思想、情感和欲望的独有形式，有的直观朴素、有的含蓄深沉、有的则隐蔽地附会在宗教式的鬼神文化观念中，在鬼神世界里寻找为自己表现所需的“天意”和“神由”。对于苗族人民来说，他们更习惯于后者，鬼神世界尤如一个窗口，从中我们窥到了苗族人民对现实人生的种种世俗性想法、欲望和要求。苗族聚居的地区敬神把鬼之风相当浓烈。在苗族人民心目中，鬼与神都是隐藏在大自然背后的神秘力量，它从自然物中幻化出来，而且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它主宰着宇宙万物、人间的凶吉祸福。换句话说，宇宙万物的兴衰更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