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儒学对秦汉地方行政的影响

孔子于春秋末年开创的儒学,经曾子、孟子、苟子等大儒的阐发,至战国时已成为一门"显学",对诸国政治有较大影响。秦及汉初懦学虽然曾遭到打击,但其社会影响力却仍在逐渐增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原始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已转变成与西汉统治相整合的"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极为深刻。举凡汉之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无不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至东汉更发展成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篇当谏书的以经治国。地方行政作为汉王朝政治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环节,当然也受到儒学的影响。秦政尚法,儒学不…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

传统至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都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思想专制.笔者认为子虚乌有.但管怀伦、张进认为: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并以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为基点,展开论证.笔者认为不妥.卫绾不是儒家,"罢申商韩苏张"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汉武帝时期都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实质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     

儒学十题

20世纪两次全盘否定孔子,否定儒学是错误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这对弘扬传统文化很有意义。但凡事有度,过犹不及。近年来的有些提法,似乎都有褒扬过度之嫌。在"儒学热"的当下,正确认识孔子是相当必要的,孔孟之道未必是中国文化的"规矩准绳",而儒者中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中国历代帝王从未真正"独尊儒术",历代的法家人物亦多以儒学为招牌,篡权夺位者亦多以儒学粉饰,凡此种种,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认识历史上的儒学和儒者,实事求是地直面"中国需要儒学吗"等问题。     

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从"天人合一"的源处追寻其原初价值意义--兼评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天人观

西汉大儒董仲舒为适应西汉统治阶级的需要,全面改造了儒学,从而使儒学由一名地位卑下的小卒变为一家"独尊".董仲舒最先提出"天人合一",他的天人观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君权神授"为旨归的.深得西汉统治阶级赏识的核心价值便是"君权神授",因为它既说明了君权来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又便于西汉统治者实行中央集权.至于说他的天人观是阐述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则是没有根据的.     

儒学与现代中国的老年问题

儒学自从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从先秦原生儒学转化为汉武帝、董仲舒的“霸王道杂之”、“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在儒、道融合基础上，对儒学的新诠释；进而发展为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然后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转生出来明理学以及心学、气学，直到现代的新儒学。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儒学与各种学派之间的冲突、斗争、磨合、融化，经过曲折而复杂的思想历程，几度衰落而又复兴，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涵盖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同时也积蓄着历史的糟粕。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政权…     

康有为在儒学近代转型路上的三个失误

民国初年儒家文化命运的变迁聚焦于孔教运动。这场运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鲜明的文化民族特征,但领导这场运动的康有为"纳儒入教"的做法严重背离了儒学的人文传统;而其"一教独尊"以及自觉不自觉地与皇权政治的结合又严重背离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的现实。儒学"创造性转换"终以失败告终。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法家独尊"何以可能——试析韩非为确立大一统帝国统治思想所做的理论努力

在确立统治思想过程中,韩非认为治国之道不可兼任杂反之学.既然不可兼任,就必然出现独尊一家的形态.统治思想层面上独尊的必要性需要来自天道和人道层面的依据.韩非以矛盾说揭示了两难困境.论证了一尊的必要性,解决了天道上的"为什么要独尊"的问题,人道方面"为什么要法家独尊"的依据则是韩非提出的以人性自私论与人性不改易论为内容的单一人性论.韩非的理论努力为后来的黄老和董仲舒的进一步工作提供了前鉴.     

荀子思想是齐学化的鲁学

荀子思想是齐学化的鲁学刘宗贤，蔡德贵荀子是儒学大师，他的思想继承孔子、孟子而又与孔孟有所不同，融百家之学而别成儒学中的荀派。但对于荀子为什么出于儒而又不局限于儒，而能独树一帜的原因，至今学者还较少谈到。本文想从齐学与鲁学融合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兼而...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荀子的政治哲学

荀子的政治哲学沈顺福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思想界最杰出的代表，既承袭了儒学的基本精神，又吸收了道家的某些思想，同时他也仔细研读了齐学的代表著作《管子》，把儒、道、管仲学派等各家思想揉合了起来，既开创了儒学的新局面，又为后来的法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儒家学者,长期被历史学家称为“醇儒”,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一直受到儒家学者之推崇。但细检董仲舒之思想,虽有对孔孟儒学之继承,但更有对齐文化中各种思想之吸收,董仲舒的思想绝非对孔孟儒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将鲁文化之儒学与齐文化之公羊学、阴阳家思想融合为一的结果,也可以说,董仲舒完成了对儒学的齐学化工作。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论衡

在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构成似乎只是儒、释、道三大学说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以主张暴政的法家学说因其暴虐而臭名昭著从此销声匿迹,不再复出.历史的真相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儒、释、道(主要是儒学)虽然总是以官方的哲学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但这仅仅是思想文化形态层面的一种表象,而在封建统治集团潜在的心灵深处,法家学说才是他们对付被统治者的政治底牌与精神武器."内法外儒"或"内法外佛"、"内法外道"政治无疑是中国封建统治思想最本质的东西.     

"哲学vs.科学"与"哲学vs.宗教"——兼论儒学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之争

要重探"儒学"在新时代的定位问题,在我看来,要再度考察"儒学"与"哲学"、"宗教"、"政治"这三维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中国哲学"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学"的近代化问题,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命题息息相关.其次,"儒学"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新的"现代化"的"儒学",应该往哲学的路上走？还是往"宗教"的路上走？再次,"儒学"如何介入"政治领域"并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本文拟回到"现代中国哲学"之建立／发展的萌生阶段,重审现代学人／哲人对重建新儒学／现代中国哲学的努力,以此思考"儒学"之重展活力的可能.     

法家学派政治心理问题研究

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即所谓的"外儒内法"、"明倡儒经,暗行法术".可以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实质就是法家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政治思想是政治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试图揭示法家政治思想提出和阐发的动机.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