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管理与宪政关系的历史演进

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关系是不断演进的。在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无宪法即无行政”,随着威尔逊范式逐渐占据主流,公共行政慢慢游离于法律。随之“行政国家”出现,宪政模式也由此发生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变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一种管理主义的复兴,由于逐渐脱离了宪政的规制和导引,引发了公共管理宪政基础论的重构。考察公共管理与宪政之关系的历史演进,不难总结出脱离宪政的公共管理,不利于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实现。     

论宪政视域中现代行政权的多元控制

行政权是现代行政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核心.现代行政权的扩张和泛化呼唤强化对权力的全方位制约.宪政的本质在于制衡国家公共权力,宪政以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为逻辑起点,超越传统单一控权模式的局限,建构以权力制衡、权利制约、法律规制、程序控制和社会监控等多维一体的控制行政权的综合体系.     

突发公共事件与政府应对原则

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在宪政和公共应急法制的框架下行使政府公共紧急权力,是对常规民主法制在处理威胁国家和社会生存的紧急情况时内在局限性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是现代宪政与行政法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具有极大的公益目的,应当最大程度地保护危机状态下的公民权利,尽快消除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因而行政紧急权具有不同于常态下的内容,紧急权力的行使遵循有别于常态的原则。     

产业集群中政府公共权力失范与合理规制

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中,政府的公共权力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公共权力失范,主要体现为公共权力错位、公共权力缺位与公共权力越位三种形式,严重制约着集群的升级与发展。规制政府公共权力失范,需要确立"有为"且适度原则与建构责任政府等两大立足点,从健全法律规范、完善集群的社会服务网络与规范政府的公共服务内容等三个方面加以明确规范。     

论军事权与行政权的分野——以扈佳佳案为切入点

在扈佳佳案中,军事权与行政权发生了混同和错位,应归属于军事权的征兵政治审查权力以行政权的模式配置,并以行政权的运行机理运行,造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并导致权力的合法性遭受质疑.对"权力分立"与"权力分类"的混淆性认识是军事权混同于行政权的原因.军事权应该是一项独立于行政权的国家权力,其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都有其独特特点.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与行政权的法律规制有类同之处,如都受到来自公民权利界限、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限制;军事权的法律规制也有其特殊之处;宪政架构下军事权的配置有独特的特点;军事权的程序控制具有特殊性;与行政权相比,军事权应受到更多的国际法上的规制.     

论问责新政:多维理论之考察

问责新政正在我国凌厉推进 ,这对于在政府管理中激浊扬清 ,整肃吏治至关重要。从多维度对问责新政的理论支撑之考察表明 ,推进问责新政是回应时代要求推动和保障公众参与公共管理的必然抉择 ,关系到人民与政府的委托 /代理关系的存续 ,政府问责制应当成为改善和优化政府管理的杠杆、驱动器和制衡器。实施问责制是使公共管理在宪政的制度框架下良性运行的保障 ;没有问责制 ,任何游戏规则形同虚设。推进问责新政是提升我国政府社会资本存量 ,从而使政府得以维系和增强其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并有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真正成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互动 ,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善治体系     

政府职能转变：和谐社会构建的助力

过去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今后改革的方向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形成这样一种格局：中心是公民权利运行的私人领域,环绕在外围的是公共领域,行政权力的运行严格限制在此公共领域内,为公民权利在私人领域的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保障。此种格局能够有效地保障政府、经济、社会意识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进而促成整个政治社会系统的健康和谐发展,最后形成“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宪政规则下的社会秩序构建与公共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作为社会公众监督政府的重要载体,其本质是从制度层面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约束,是对"政府和政府官员的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宪政的核心内涵是限制和约束政府行为,其本质是"限政",这也是宪政经济学的灵魂,其目的是要通过最高层次的规则性约束对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加以限制。现代公共预算的决策过程必须在宪政规则的总体框架下实施。其制定过程也是现代政府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因此,在宪政规则的作用下,社会和谐秩序得以构建,同时也为政府公共预算的改革确立了"源规则"。     

关于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的新思考

金融危机促使人们对政府管制理论和实践进行新的思考。政府管制内在地产生权力扩张的冲动,与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主义产生冲突。政府管制中的利益博弈也影响着对管制的认识。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削减政府权力,而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力和自由,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一个小却无能的政府绝不是宪政主义的选择。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权力是大还是小,而在于适应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政府权力和规模的发展。管理、政治、法律途径的整合要求政府管制要以服务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