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产生与延续机理的制度分析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其产生和延续的机理不为经典城市化理论覆盖。本文运用制度分析范式对城中村产生和延续的特殊机理进行研究,认为城中村是制度意义的农村,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中村产生和延续最根本的原因,制度供给失衡加速了城中村的蔓延,城中村是城市政府在既有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成本制约下,最大限度获取农村土地以及土地收益、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建设和管理成本的制度安排,也是城中村集体和村民最大限度获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收益的制度安排。     

镶嵌式自主：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与镶嵌

“镶嵌式自主”对分析和考察城中村改造中政府、村集体和村民的自主与镶嵌关系是一个有价值的概念。政府、村集体和村民在城中村改造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出自主性和镶嵌性并存的特征。他们彼此的自主性都是互相镶嵌的,在镶嵌的基础上实现自主性。     

“以人为本”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

在我国各地城中村改造实践中,出现了拆迁补偿矛盾、村集体资产流失、城中村基层腐败、群体性事件等问题,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影响了社会和谐.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把保障村民利益、改善村民生活作为改造的出发点,实质上与“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改造模式,分析了该模式的内容框架以及改造过程中政府、村民、开发商等利益主体关系问题,最后从权益保障、配套措施、腐败预防、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     

“城中村”集体经济改制的限制性因素及对策分析

城中村集体经济改制,是通过价值评估确定集体资产总的数量并折股量化给规定时段内的村民,村民享受一年一度的股份分红,从而实现产权明晰。集体经济改制中限制性因素较多,对此,应采取相应措施给予完善,以推动我国的“城中村”改制工作向纵深发展。     

花园城市构建中的"城中村"问题研究

"城中村"现象是花园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城中村"存在的城市规划滞后,建筑密度过大、用地管理混乱,基础设施落后,居住环境恶劣、消防隐患严重、治安形势严峻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江西的花园城市建设.解决"城中村"问题,将城市数十万农民转化为市民,不是单纯地把村民的农业户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而是要通过采取资产量化、住房改造、开发性安置、建立养老保障等措施,确保转籍农民在集体资产、土地、住房、收入市劳动就业方面的既得利益不下降,生活水平有提高.     

违规占用、空间行动与符号表征：空间理论下城中村违法建设的个案研究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空间正在经历着被重构的过程,城乡社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失衡""。城中村"就是这种"城乡二元"失衡状态下的产物。从空间理论视角来看,愈演愈烈的违法建筑是空间隔离的符号表征,而违规占用空间的行为是城中村村民的一种空间实践。村民作为行动者,有其自身的行动逻辑,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生产和争夺自己的生活福利。通过违法建设获得房租收入,村民们在城中村这一社会空间内完成了对福利的空间争夺。     

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路径演变和路径依赖

政府间竞争是多级政府行政体制的产物,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具有自身特有的演变规律和变迁轨迹.在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下,路径演变和路径依赖分别刻画了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变迁轨迹和制度惯性.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路径演变表现为利益依附竞争、利益自觉竞争和利益自主竞争;分权化改革中地方政府的权力截留、地方政府的共容利益、计划体制下政府干预模式和地方政府间职位晋升的不合作博弈则构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路径依赖.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历史与逻辑——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变迁轨迹与转换关联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家庭经营制、合作制、人民公社制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的演变过程.这既有强制性变迁过程,也有诱致性变迁因素.进一步考察,不难发现,1978年以前的变迁是"由分到合"的"强制合作"过程;而改革开放后的转换则是兼顾统分、以市场化为取向.但中国农村历史发展和现实要求,共同催生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体制"的当代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诞生.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变迁形式既体现政治和社会的变革过程,也蕴含着一定的关联.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变迁轨迹和各种形式之间的转换关联,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透视

“城中村”是城市化浪潮中特有的一种现象,“城中村”村民的文化娱乐情况则直接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程度。中小城市“城中村”文化娱乐设施缺乏,村民文化娱乐方式单一,参与文化娱乐的积极性不高。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努力创造一种健康和谐的“城中村”文化,对“城中村”的居民个人是一件幸事,对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也是一件大事。     

昆明城中村改造后“村民”就业培训思考

昆明的城中村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承担了廉租房的重任,降低了整个城市的运营成本,但也给昆明带来了严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改造城中村是昆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政府应重视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就业培训。对村民的就业培训要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解决就业为宗旨,要注重培训内容的区分和质量的保证;也要采用科学合理、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