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关于儒学治学旨归的辨析

圣贤以后的儒家学问,就是通过儒学经典的研习以揭明圣人之道且身体力行,这是孔孟以后儒家学者的共识。但是,经典所明之道究竟是不是圣人之道,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戴震提出判定所明之道是否为圣人之道的双重标准：以训诂考据手段揭明经典义理,通过学以致用去实现和确证儒学真理。戴震通过确立治经明道的双重标准以诠释儒学治学旨归,对于全面、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儒学思想特质和儒学思想的实现方式,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试论唐代道教哲学的思想渊源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阶段,在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学术界历来以隋唐佛学作为研究重点,却对同时期已趋于成熟的道教哲学思想多所忽视。唐代道教哲学无疑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者即是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的“道教重玄学”。唐代道教哲学若以重玄学为代表,可分为初唐以成玄英、李荣为代表,中唐以司马承祯、唐玄宗为代表,晚唐以强思齐、杜光庭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具有传承、开放、融合、思辨等多种学术特征。探究其思想内涵与性质,实是以老庄哲学的“道”论为本,扬弃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论,吸取佛学三论宗的部分思想内容,熔铸形成的“以重玄为宗”的新道教思想学说。倘若从哲学史的视野加以审视,其中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与大乘佛学三论宗共同构成为唐代道教哲学的主要思想渊源。     

关于戴震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

戴震(公元一七二三——一七七七)是十八世纪中国封建杜会末期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还值得进一步细致地分析研究。今年是戴震诞生二百四十周年纪念,以下几个问题和粗浅的意见,先提供出来,希望同志们批评纠正。一、关于戴震的宇宙观戴震解释易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是本着一元论的主张,反对了宋儒的理气二元论。宋朝理学家认为“道”或“理”是形而上的虚无缥渺的东西。理学家认为“道”是“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把“道”加上神秘主义的色彩。戴震与此相反,他认为“形而上”是指“形以前”,“形而下”指“形以后”。“形”的“以前”、“以后”,以是否“成形质”来区分,而“道”就是“一阴一阳”,流行不巳的“气”,不是“形而上”的。这是研究戴震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     

论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因缘——“理”与“道”的新诠

从学术因缘的角度看,章学诚的思想不止是戴震思想的对立,也是一种延续与发展。戴震在经学研究中凸显了文化的意识,认为"礼"源起于人伦日用,从"礼"的典章制度中言"理",与宋儒争"天理"的解释权。但戴震大概始料未及,他毕生未尝给予过敬意的、一位冲撞他的年轻人章学诚,已在不知不觉之中吸收了他的思想,在他逝世十余年之后,建构了一套与他极为相近的思想观念。章氏将戴震深研的"礼",转化为其"六经皆史"说的典章制度;同时撷采戴震"礼"为"人心所同然"之义,推衍为"道"即人伦日用的思想。他们都注意到经史文献所记载的内容背后的一种人伦、社群、文化的自然力量。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     

论圣人与圣王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二

“圣”或“圣人”的范畴,可以说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要义。它不仅意味着传统的人格理想,同时也是伦理理想及政治理想等的集中体现(“内圣外王”)。古代思想中有多少内容各异的“道”,几乎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圣人”形象。圣人是体道者,因而圣人观肯定是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将传统的圣人观理清了,也就近乎理清了传统文化。但这远非本篇所能达到,在此,只对有关政治神话的圣人观作一初步的清理与阐释。     

戴震解释学思想初探

戴震是中国古典解释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所倡导的以“闻道”为目的,以“强想”、“问学”为手段,以由“词”通“道”为具体路径及其以“权衡兼察”为方法的解释学思想,特色鲜明,影响深远。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论两宋理学家的圣人史观

圣人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坐标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圣人观念具有强大的融摄作用,这种融摄力在以泛道德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历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史学的思想起点就是首先建构以"圣人"与"圣人之道"为理论基础的先验意识,承认"圣人"所创造的一切思想理念的绝对合理性.然后在这种认同的前提下寻找解释的合理性.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圣人在两宋理学家这里被最终角色化地确立下来了,在以后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圣人这种与天地为一,博施济众的完美人格不可能被其他英雄人格所替代.圣人成为道德理性的完美代表,圣人时文明史的巨大贡献被认为来自圣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的力量.     

论陆九渊的《易》学思想

陆九渊的易学思想 ,主要是从本体论及工夫论两方面论述的。其本体论主张“君子以理制事”、“圣人作《易》”、“数即理”、“极亦此理” ,以理释易 ,以心释理 ,此心即是“圣人之心” ,把《周易》演绎为一部存心明理之书。这是陆易的主体。其工夫论 ,与“本心”相应 ,是“发明本心”的易简工夫。二者是中国易学哲学化的重要环节 ,都是中国哲学在宋明时期具备新形态的重要内容之一。陆易思想不仅集中体现了陆九渊的儒家一贯立场 ,而且更加反映了他的心学特征     

读老札记——《老子》首章悬解

我们向古人索取的,不应仅仅是知识,而是思想。黑格尔说:“如果我们要想把握哲学史的中心意义,我们必须在似乎是过去了的哲学与哲学所达到的现阶段之间的本质上联系里去寻找”。(《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7页) 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开宗明义标出一个“道”字,同时提出一个“名”字,也就是“观念中的道”,继而摆出“万物”一词。事实上是面对“万物”,亦即现实世界客观存在,进行哲理思考。在这“道”、“名”、“万物”三者中视“道”为“唯一存在”,作“终极之回应”,所谓“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庄子·秋水》)。这一范畴的确立,表示出春秋战国之际,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变,由崇“天”(上帝)到崇“道”(理性),意味着对物质的认识深入到本体论层次,从哲学高度揭示物质“质的规定性”,以确立独具特色的道论、所谓道体论形而上学,并从而规范其自然观、宇宙观、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到达这一境界,在中国哲学史以至思想史上,老子实乃第一人,故称道家宗祖。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学术体系构建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历史性的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逻辑进程、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以及思想图谱、所呈现的基本内容及其规律等作出全方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以来“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格局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了“再度青春化”,焕发了青春活力。面向未来,构建“多样一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重在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性”和“主体性”,以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着眼点,研究“一体”与“多样”的辩证关系,聚焦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等,并在上述问题的反思中赋予既有哲学学术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文明内涵,继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戴震的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

在历史发展问题上,戴震着重探讨了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对人欲、人情的研究。他提出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尊重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自主创造力,并由此生发开去,论述了统治者的为治之道。在史学观上,戴震强调治史要重视经国济世,务求切于民用,同时又极为重视考证,他的史学见解,正是求实而又致用的结合。在治学方法上,戴震始终坚持考证与阐发思想的统一。他在治学中常用的因经求道与即事言理、比较分析与归纳类别、广参互证与“思之贯通”等方法,说明他既能运用考据的手段,又能超越这一手段,不满足于断章零句的解决,而能贯通群经,善于发明义理,构建自身的思想体系。     

严儒释之辨,破图貌之误——论戴震的佛学观

戴震是清代卓然的考据学大师和独具个性的儒者.拙文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就戴震对于佛学的基本观点进行探讨.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佛学观;戴震不加区别地将老释并作批判鹄的,且严厉指责儒释融合,既有缺乏严谨之处,又有不够宽容之嫌.尽管如此,戴震为了“求观圣人之道”而不惧权威、大胆质疑的儒者情怀和批判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戴震“自生”理念及其意蕴

戴震通过“气化论”的论述,证成并显豁了儒家的“自生”理念。戴震基于对《周易》相关义理的解释发挥,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万物及其多样性生于气化的思想。其所谓“气化”,即阴阳五行化生,而阴阳五行即“气”,“气”是生命之形,亦即生命自己,故所谓阴阳生物,所表达的当然是“生生者自生”理念;其所谓万物皆因分得阴阳五行而成为各具其性的自己,即谓万物皆有其“性”,既然万物成为自己是因为各具其“性”,这就意味着万物所以生必有其本体之性,此本体之性即是万物成为自己的“所以然之性”,此“所以然之性”是决定万物或生命成为自己的最终根据,因而所澄明的也是“生生者自生”理念。既然“自生”理念核心内容是“生命所以生根源于‘所以然之性’”,那么可以合理地推出：第一,任何生命体吸收外来能量必须以本体之性为根据;第二,任何生命体无不具有责任意识;第三,任何生命体必然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动力;第四,任何生命体无时不在完善自我从而内具道德自觉;此即戴震“自生”理念的深刻意蕴。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黑格尔与中国哲学精神——试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二元论与泛神论

一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许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黑格尔。钱钟书在解释老子的“反者道之动”时,认为黑尔格的矛盾辩证法虽“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也每创新意,写魏晋玄学时他说:“‘贵无论’是肯定,‘崇有论’是否定,‘无无论’是否定之否定,这与黑格尔的正反合正好相通。”日本禅学家阿部正雄也说:     

老子的“圣人”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圣人思想,中国古代各家都有所涉及,而对于各家来说,“圣人”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认同“圣人”是完美的理想的人格。在《老子》一书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圣人”一词,并且也能发现老子的“圣人”与儒家、墨家等之“圣人”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子来说,“圣人”同样是他所认可的完美人格。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重返经验的可能性——中国哲学的哲学史底色及其反思

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构以哲学史叙述为基本形态。哲学史的叙述为中国哲学引入了哲学的规范性和问题框架，也使得哲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思想传统中的规范与方法。来自西方的哲学规范和问题框架将在历史世界中发生的、朝向恒久之道的经典世界转变为思想文本，将在场景化具体经验中展开事物之理的表述策略转变为概念与范畴的抽取，二者的理论后果是以哲学史为底色的中国哲学可能既疏离了经典中隽永的经验世界，也脱离了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当下经验。从中国思想传统的经典性与历史性分析出发，通过“即事言理”思想方法的剖析，中国哲学获得一种重返经验的可能性。哲学思考与经验结合的方式能激生经典的当代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的独特方法和表述策略如果被视为一种通用的哲学方法，也可以推动面向当下经验的世界哲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