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兼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版本和成书时间

一九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给《三国演义》的研究提供了一部重要材料。书中有一些用小字印出的夹注。在该书《前言》中,章培恒先生从小字注考证出成书的年代,马美信同志则把小字注当作评价作者思想倾向的根据。后来,章先生和周楞伽先生发生争论,两位学者都把这些小字注当作作者自己所作的文字(参见《文学遗产》1982年第三期《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马美信同志在《<三国演义>的原本》一文中也再次以小字注为据分析“原本”(按,指嘉靖本)和“毛本”的区别。但是,这些小字注是否出自作者本人之手?郑振铎先生曾在《三国志演义的演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

《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张志合我在拙文《（三国演义）初考浅论》中，曾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作了一个初步考察，得出的结论是：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罗贯中的原作，也不是《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黄正甫刊本《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     

《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演义》优劣比较谈

一、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据说最接近罗贯中的原著。它的特点是除正文之外还有不少的“小字注”——对正文加以补充或解释。在“小字注”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     

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谈《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

本文认为：《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传统的“奸贼典型”论与近年来兴起的“又奸又雄”论，以及影视剧编导中的无往而不奸的编演模式，不仅没有如实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中曹操形象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文章用“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善恶难辨，亦美亦丑”三部分，详细论证了曹操性格的二重性、流动性、模糊性。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鼓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害才爱才适得其反 叙胜叙败情理殊非——《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形象塑造的“亦颇有失”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称《通俗演义》)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曹操形象是其中最为生动的一个。但是,如同鲁迅曾经指出的:“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曹操形象的塑造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适得其反,本文试析明显的几例。一、曹操的“(?)才”与“爱才”读罢《祢衡裸体骂曹操》,对于祢正平之死,作者几次安排曹操承认自己假人之手:“祢衡辱吾     

论《隋唐志传》的创作结构及对明后期历史类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虚实高度融合的写作方式，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在紧承其后的一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为向这种方式的努力靠拢，《隋唐志传》在内容安排和写作观念上，显示出了历史类小说创作走向分化的开始。其主观上已经开始的对虚实关系的探索和客观上材料拼凑的失败，即文中循环组合《三国演义》情节和《资治通鉴》内容的手法，已经孕含了对“正史”与“戏说”的人为割裂，并影响到稍后的书商小说对“通俗演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开始的历史演义体裁创作在重“史”与重“趣”两方面的逐渐分化。由此。在小说史上，《隋唐志传》有着不容忽视的分界点的意义。     

略谈《樵史通俗演义》的存史意识

《樵史通俗演义》是明清时事小说的代表作,因其纪事翔实,颇为史家所重。《樵史通俗演义》有着自觉的存史意识,故不仅拣择良史,且用史家笔法编创,作品具有实录的性质。作者既有意存史,又受限于小说体式,于多处随意敷衍,使得作品呈现出文史相杂的特征。总体而言,这种意识既是通俗小说向正统史学极力靠拢的表现,也是遗民复杂心态的反映。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存最接近罗贯中原著面貌的一个刻本(说见拙作《<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这个本子所塑造的曹操,同毛宗岗的修改本是不尽一样的。由于毛本对明代《三国演义》的传本有很多的改进,成为清代以来最通行的本子(解放后刊印的《三国演义》也是这个本子),所以学者们研究《三国演义》,大多根据这个本子。但我认为,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个本子的描写,再加上受到活在戏台上的形象的影响(戏台上的曹操是个白脸奸臣,比起毛本中的曹操,又简单化了),把曹操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以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恶德,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在嘉靖本中,作者对曹操并没有全盘否     

铁与火中的道德沉思——《三国演义》与传统伦理观念

《演义》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政治伦理小说,它在描述三国时代错综复杂、严酷激烈的政治斗争时所洋溢着的浓郁的道德激情,感染着、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的确,在一个长时期内,《演义》成了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一部通俗的伦理教科书。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唐诗的作用 及其小说史意义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征引了73首唐诗,这些唐诗在小说中具有分回的体制功能、情节上承上启下的过渡功能,以及写人、写景、咏物、场景描写等叙事功能。在章回小说史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征引大量唐诗,可以提高小说地位、丰富小说审美内涵;标志着章回小说体制由韵散分离走向韵散融合;显示了章回小说中韵文创作的另一种路向,即不是依赖说话技艺与话本小说,而是从唐诗、宋诗乃至明诗中选取主题相似的诗歌来写人、写景、咏物、描写场景,诗歌的来源由民间的说书表演及话本小说转向文人的诗歌总集。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正统观念与《三国演义》

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划的曹操是篡汉的逆臣,“乱世的奸雄”,而刘备则是扶汉的真主,拨乱的雄杰。书中处处以“汉贼”垢骂曹操,以“帝胄”赞誉刘备,其封建正统史观昭然可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罗贯中认可《三国演义》(应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编次”“陈寿史传”的,理当按陈寿的三国正统史观进行创     

历史演义小说与蔡东藩

历史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家族里的一员,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二三十年代的通俗历史演义小说在通俗文学的大军里可以说是异军突起。对此,笔者从历史小说的内涵解释、生成与繁荣、大致的分类以及此时间段的代表性作家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小说的评述,进一步思考阐释了如何看待历史演义小说中的真伪。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

《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都写于元明之际大动荡的时代,都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创立阶段的作品,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作者(罗贯中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又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两部巨著在艺术上有许多共同性,又各有其特色。作为案头读物,《三国志通俗演义》似乎更经得起咀嚼回味,但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来看,《水浒传》在艺术上更胜一筹。它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艺术上最卓越的成就,就是现实主义地描写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毁灭的完整过程,以宏伟的结构、众多的人物形象、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学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一幅古代农民战争悲壮的历史画卷。它虽属于英雄传奇的性质,故事和人物的传奇性较强,却比《三国志通俗演义》更切近现实生活;它们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阳刚之美,但《水浒传》的艺术描写已开始由粗线条勾画向细致描绘发展,有更多的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已经基本形成。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女性形象的政治化伦理论化及其原因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形象可谓寥若晨星,然而,正如同书中那些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一样,这些为数不多的女性人物,却也带有浓厚的政治化、伦理化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二是伦理思想的载体,三是出类拨萃的女中丈夫。当然,也有的女性,兼有上述两类或三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