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经世实践

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尽管重视道德内省,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基于此种理念,他们在清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之际,以士人领乡民、兴实业,以理学治湘军、办洋务,试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于经世实践。最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晚清政局,但是并不能真正挽救传统名教文化的危机。     

曾国藩理学经世中的现代性契机

曾国藩以封建理学来作为其思想核心,但在其理学经世中却出现了若干现代性契机:单辟经济科有着政教分离趋向、以礼经世中表现出工具理性的扩张、首倡洋务运动则直接导致了西方现代性的登陆,但这些现代性契机都只是附着于其理学思想,而不具备独立性。     

论湖湘理学经世思潮的实践品质

湖湘理学经世思潮是千年湘学绵延发展的重要成果.近代中国,经一大批湘籍先贤伟人的引领推动,湖湘理学经世思潮的实践品质日益在道德境界、价值追求和创新理念等层面彰显出来,为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也必将为新时期中国精神的凝聚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资源和动力.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

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在改革思想上,他注意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在改革实践方面,他在军事、整饬吏治、革新教育培养选拔人才及对外交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值得总结和借鉴     

论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功利主义内涵

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康国济民”的功利主义和拯救时弊的改革精神。他发挥孔子思想中的功利因素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思想,托先王“黜陟幽明”之古制论证其“事功理论”的现实意义。他的礼学思想表达了锐意改革的现实主义诉求,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但是,李觏的礼本论思想过于执着于礼的“止”“节”等维度,对礼之“仁”“通”的论述不甚充分,同时在学理上混淆了道与礼、礼与仁、礼与义等范畴,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     

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理”与“势、欲、气”的关系

理学在晚清虽已式微,但虔诚信仰者不乏其人.清代名臣曾国藩治学博采众长,但以理学为宗.其论理势承袭王夫之,讲究理势合一,明理因势;其论理欲追随程朱,强调存理去欲,循礼治欲;其论理气则兼收程朱、张载、王夫之思想,主张气以理宗,理因气丽.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史学"经世"传统的延续与承接——试论白寿彝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史学＂经世＂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优良的史学传统,延及近代以来,白寿彝先生很好的延续与承接了这一传统,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与史书编撰中进一步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史学“经世”传统的延续与承接——试论白寿彝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史学经世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优良的史学传统,延及近代以来,白寿彝先生很好的延续与承接了这一传统,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与史书编撰中进一步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叶适的虚实观及其对理学的批评

虚实关系是宋代哲学的重要理论课题。理学家曾以自己的实学对佛老的空虚观展开深入的批判。但在叶适眼中,理学之实实际是虚。叶适通过对《易传》文本的梳理和观点的重新阐释,否定《彖》、《象》以外其他各篇为孔子所作,认为从根本上支撑起理学理论的《易传》诸说,实际与佛老的专以心性为宗主走到了一起,从而泯灭了尧舜以来作为学术正途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叶适的揭示和批评对实学和理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后期的"经世文"汇编

明嘉靖、万历以来 ,史学上出现了大规模汇辑当代名臣奏疏和经世“论”、“议”的“经世文”汇编风气 ,这些作品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 ,收录事关军国民生的奏疏和文章 ,反映了明代后期史学重当代 ,追求实用的特点 ,与晚明实学思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曾国藩的“学”与“术”

"学"与"术"兼备是曾国藩的重要特点。曾国藩的学问是以通识之学和躬行实践为特征的"士大夫之学"。曾国藩既能"躬行践履",又能"涵养本原",做到了本末兼修,体用兼备,在"学"——"术"——事业的模式下,以"诚"为"术"之本,以醇正之学,化成其贞正之术,终以成就其事业、事功。     

"辛派"与理学琐议

“辛派”的确立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辛派”词人在学术渊源上多与“伊洛之学”有着若隐若现的因缘关系;而在词法方面,“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也多表现为运用经传语与理学语以入词。这不仅与当时崇尚“义理”的学风有关,而且与“辛派”中本身有许多理学家这一客观事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     

名教的衰落与复兴——论宋代礼学兴起的思想文化背景

宋代礼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有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两个方面.历史背景指宋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对礼学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和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与挑战.现实背景指宋代理学思潮及其对礼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理学的兴起为儒家礼教的复兴营造了思想舆论氛围;二是理学为传统的礼仪形式重新确立了形上学基础;三是理学的学风对礼学尤其是礼经学的形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论南塘韩元震的性理学思想

韩元震是朝鲜朝时代的一位重要的性理学者。他与魏岩李柬的论辩,形成了韩国儒学史上继“四七论辩”之后的又一次著名论辩即“湖洛论争”。在“湖洛论争”中,韩元震提出的“未发心体有善恶”和“性三层”说的观点,对其后的性理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作用。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

与考据学的实事求是不同,在湘学传统中,由于其强烈的经世务实精神,实事求是成为一种注重现实实际的学风;这种学风对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这种文化性格使得毛泽东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并独具卓识地提出和阐释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为重要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