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的若干问题

(1)船山佛道思想,包括船山关于佛家(含佛学)、道家(含道教)的思想。佛教哲学讲人生痛苦的根源及其解脱的途径,实际上主要讲人生观问题(也涉及宇宙观、方法论);     

六经开生面 还留慧命因——再论船山佛学思想

<正>唯物主义哲学家王船山,为什么会研究、甚至宣传起佛家“唯心”之说呢?对此,《船山佛道思想研究》等论著虽然已作专门的探讨,意犹未尽,兹将船山诗文中有关佛学的思想作进一步的剖析,或许有助于此问题的理解。     

论王船山对湖湘学派的思想承接

王船山出生、成长、生活、著述于湖湘大地,从地域理学的维度考察船山思想的形成,既能深化船山思想的研究,又能深入对湘学的了解。船山思想与湖湘学派之间有重要的思想承接关系。一方面,从湖湘学派到王船山,其间有明晰的人物传承谱系:胡安国-胡宏-张栻-吴猎-吴道行-王船山;另一方面,王船山在辟佛观、理欲观、人性论、知行观、经世观等方面,与湖湘学派之间表现出深刻的思想传承。     

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     

萧莲父船山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浅探

萧莛父船山学研究主动继承了侯外庐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拓展。萧莛父对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继承”体现在主动选择以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船山的共同路径,以及对船山思想具有启蒙性质的共同判定。“拓展”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船山学研究的叙述术语、体系构建、内容扩展等方面的深化,以及对现当代新儒家的船山学研究和以西方思想研究船山的不同模式有所注意和肯定。萧莛父船山学研究存在着“思想的内在理路”,一方面发掘船山思想的逻辑范畴,以构建船山哲学体系之网;另一方面厘清船山思想与宋明理学的关系,将船山思想纳入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旨在从中国自身的思想上找到启蒙精神的内在性根芽和根据。     

《坛经》思想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惠能撰述的佛教典籍。惠能在《坛经》中将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将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将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将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将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世间求解脱等重要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塑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评《船山易学研究》

<正> 船山易学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船山思想研究中的难点。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作为第一部研究船山易学思想的专著,是船山思想研究的一项创造性成果。萧著研讨船山易学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意从易学自身的特点出发,探讨船山易学思想,强调应当重视船山易学自身的特点与内容,认真清理其中蕴含的哲学的、科学的、乃至宗教的认识形式。首先,萧著认为船山易学思想的特征集中表现     

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

在佛教传统中 ,弥勒为未来佛 ,后来主要受到波斯的影响 ,产生了救世主思想和功德转让思想 ,这与佛教小乘自力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 ,是佛教史上的一大转变和进步。弥勒信仰在新疆以及后来在中国内地能够广泛传布、历久不衰 ,是与救世主思想分不开的。由于地理位置决定 ,印度佛教东传 ,新疆首当其冲 ,根据对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献的详细考察 ,可知弥勒信仰在新疆传布很广 ,最集中的地区是龟兹和焉耆。弥勒佛在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学术界关于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尚未有足够的讨论,特别是王夫之以什么样的准则批评佛教。王夫之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批判佛教的标准,从一本万殊、实有、自然和气化的角度攻击佛教的天、性、空、兼爱和因果报应等思想。王夫之同张载一样,在批佛的过程中,对宗密攻击儒家和道家的言论予以回应。王夫之明末遗老的民族气节和华夷之辨思想,也不允许他泯除是非、空无所有,及接受佛教的思想。王夫之对一些佛教概念的误解,特别是他将佛教视为巫术和以玄学解佛的错误,乃是其批佛的局限性。     

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牟子

从牟子之前的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来看,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实际上是域外思想首次成功进入以儒道学说为根本的华夏。而牟子之前的佛经翻译尽管也称得上佛教传播的一个里程碑,但其深度和影响力还没有达到中国化的高度。牟子的《理惑论》主要围绕儒佛、佛道关系及佛教自身的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中国化的阐释,初步实现了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奠定了牟子作为古代中国域外思想中国化第一人的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述评简

二十世纪后半叶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研究基本在熊十力定下的“实在论”方向上前进。唐君毅与劳思光确立了海外新儒家船山研究的规模,而他们的后学曾昭旭与林安梧则在此基础上,使用新儒家的思想精神与牟宗三的方法论对船山之学进行研究。总体上说,海外新儒家的船山思想与哲学研究偏重船山的心性论与史论,而罗光的船山研究则算是一例外情况。这是海外新儒家僻居港台一隅,学脉趋同所致,也是其船山研究的重要特征。     

船山学研究的最新前沿成果——方红姣《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序

《现代新儒学与船山学》一书于2015年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现代新儒学与船山思想的相关度为思考的逻辑起点,对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就现代新儒家学者重视船山的原因、关注船山思想的两大基本点、"后牟宗三"时代"批判的新儒家"所提出的"回到船山"等各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展现了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船山学研究的总体逻辑进程,并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船山学研究做了比较,资料翔实,视野开阔,是船山学研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湖南船山学与《船山学刊》百年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湖南作为船山的家乡、船山思想的发源地,一直注重研究和传播船山思想,并与民族复兴、国家图强的时代呼声紧密结合,为传承、发展、创新湖湘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船山学的研究不只在湖南,在全国甚至海外更是成果丰硕、名家辈出。为了研究船山思想、光大船山精神、砥砺国人奋起,促进民族振兴,湘籍学人刘人熙在创建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又创办了《船山学报》,于1915年8月20日正式刊行。在一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其间虽历尽艰难,但刊物总能在各方鼎力相助下屡仆屡起,并在曲折中前行,真正做到了与国家民族同呼吸,与中华文化共命运,与时代社会共发展。以百年刊庆为契机,《船山学刊》将继续努力,使船山研究取得新进展,湖湘文化焕发新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光加彩。     

“佛主出世”说辨析

“出世”可以做不同的读解。当其意为不关心或远离世俗生活之时,谓之“佛主出世”是不符合佛教学说思想之实际的;当其意为超越世俗生活观念及追求之时,“佛主出世”则反映了佛教“出世间”的核心观点主张,突出了佛教修行乃了明心性、超越表象以证入至真之境的思想宗旨。     

后赵开凿大伾山大石佛刍论

浚县大伾山具有开凿大石佛的自然条件,而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动荡环境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以佛图澄为代表的异域僧人进入中原后,引起石勒等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特别是后赵占领浚县后,利用所开凿的大石佛来实现中原地区思想统一的目的更体现了佛教的作用.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大石佛开凿也起到了群体效应的作用,使黄河流域相关的佛教造像迅速普及开来.     

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晚清以来百年是船山思想沉寂一百七十年之后的重新现世的历史。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刻《船山遗书》为标志,对于船山思想的研究与定位就一直是之后百年学界的重要论题之一。而学界对船山之学的看法也经历了曾氏兄弟的正统理学、谭嗣同的维新变法、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以及梁启超、胡适、侯外庐等人以“西学格船山”的曲折历程。最后以熊十力在20世纪40年代对船山复归于传统的“骨子里仍是宋学精神”的思想史判定画上句号。这一时期的船山研究,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大陆与港台的船山研究不同思想进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佛学与理学:迈向现代思维一个必经的阶梯

自西汉以后,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就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来说,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会的历史。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便不能只孤立地研究儒家思想,还要同时研究佛道思想。否则,不能把握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貌,也无法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而由于与道家思想相比,佛教思想具有更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更精致的思辨结构,对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思想的发展影响更大,所以,对佛教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佛儒两家思想既相互汲取又相互排斥关系的研究,便显得更为重要了。     

论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

以开创山水诗而著名的南朝诗人谢灵运,因一生好佛,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谢灵运礼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积极从事并参与各种佛教活动,诸如欲拜慧远为师、改编北本《大般涅槃经》、为《金刚经》作注等;(二)旗帜鲜明地赞许并支持竺道生提出的“顿悟成佛论”。谢灵运频繁的崇佛活动及其佛教信仰,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     

论梁启超的佛学

在近代佛学复兴的背景下,梁启超潜心佛学研究,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梁启超的佛学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以致用为目的,以己意进退佛说,对佛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形成了经世佛学思想;后期则是以学问为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对佛教历史、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等进行学术研究,结出了佛教文化研究的硕果。最后,研究梁启超的佛学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