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与商业：《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诗歌研究范式

《剑桥中国文学史》于2013年出版了中文版,国内学界对这部文学史的讨论集中在判断其理论框架的优劣与利弊,但尚未思考欧美汉学为何会提出"文学文化史"的研究框架。《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于其读者群体的关注导致了这一研究框架的产生。此外,作为一个"边缘学科",欧美汉学需要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进行互动,因此转向"跨学科研究"。以明代诗歌为例,欧美汉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主流学科借鉴而来的,这主要是因为欧美汉学在明代诗歌方面缺少"文学本位"的研究成果。     

明代李杜集合刻现象及其文学史意义

明代首次出现李白、杜甫集合编与合刻现象,包括全集与选本,存世数量较多。明人编刻李杜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汇刻宋元人编纂的李杜集;一种是汇刻本朝人编纂的李杜集;一种是明人注解李杜集。从书目著录与文献实物来看,这三种类型的李杜集合刻都有先后传承关系。明代还刊刻了不少李杜诗选本,包括白文本和注解本,这些注本各有特点,显示出明人对李杜的推崇与喜爱。合编、合刻李杜集是明人的创举,在评论李杜及其诗歌时明人也尽量做到公允,阐明各自的艺术特色,尽量避免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这也是李杜双峰并峙的主要内容,具有多种文学史意义。     

明代诗学文献中的诗歌句法理论

从现有诗学文献(以诗话为主)来看,明代诗歌句法理论在古典诗歌句法理论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的作用。明人所说的“句法”含义丰富,在继承宋代诗歌句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特点。明代诗歌句法理论的繁荣,与它的时代特色是分不开的,并对其后清代句法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黔诗纪略》中贵州诗人诗歌的整体考察

明代贵州本土诗人诗歌创作一方面秉承了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形成了“明道”、“忠君”和“济世”的创作主题;另一方面又结合明代社会现实,展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诗人学者的真实心态,形成了以忧国伤时和闲适放达为主要内容的诗歌创作主题,在明代的诗坛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明代吴中诗文价值解读——以何良俊诗文创作为例

“诗言志,诗言情”是诗歌的最主要功能,然而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二者做了高下之分：言志之作往往得到更高的评价,而言情之作则往往受人冷漠。明代中期诗坛可谓上述情况的最好注脚：复古诗人、诗作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都受人青睐,而处于同一时期的吴中诗人群体则极少受人关注。然而实际上吴中诗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反映在诗文中的日常生活主题,对思考如何缓解我们当下日益繁重的生活压力不无裨益。     

论明代海盐产地（上）

明代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盐业生产也不例外。明代海盐产地分布于从辽东半岛至北部湾的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及其附近某些岛屿。明代海盐生产至少有177个盐场。与元代相比,盐场总数增加了4个。由北至南按照产区依次论述,其（上）部分主要研究了辽东、长芦、山东、两淮、两浙的情况。其中,交阯12场是新设,存在时间较短。两浙盐场减少了10个,主要是盐场合并所致。辽东盐场增加了14个,这一点与明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军事屯田直接相关。     

美国二十世纪五女诗人述评

依据权威的资料,本文一方面对美国二十世纪的五位重要的女诗人作了简明的介绍,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思想、作品与风格作了深入的评论。这五位女诗人是：伊丽莎白·毕晓普,格温多琳,布鲁克斯,安妮·塞克斯顿,艾德里安娜·里奇,西尔维亚·普拉斯     

论明代宗室三个阶层的诗歌创作

明朝实行宗室分封制度,亲王、 郡王、 将军、 中尉,逐辈赐爵,且于六世孙起,皆封奉国中尉,故有明皇族皆有位号.而"宗室"一词,亦含天子为大宗之意,故帝王也可视为宗室之成员.所以,依爵位之尊卑、 待遇之厚薄,明宗室大致可分为帝王系、 亲郡王系、 将军中尉系等三个阶层.由于地位的悬殊,异层宗室的历史境遇、 人生遭际判若云泥.同样,他们所作的诗歌,在题材内容、 兴趣指向、主旨思想,甚至艺术手法上,都存在巨大差别.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既是深入了解明宗室文学的重要方面,也能全面地了解明宗室真实的历史境遇.     

明代山水诗概论

明代初期山水诗可以胡应麟《诗薮》按地域别为吴派、越派、闽派、岭南派、江右派五个创作群体。越派与吴派的山水诗成就高于其它三派,刘基、高启分别是其代表。明兴盛时期的“台阁体”其山水诗无明显政治目的,以冲淡闲雅为宗。明代中叶的复古派也不乏好的山水作品。明代晚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以前愈益亲密,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更进一步深化。遗憾的是此时的山水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方面     

明代茶叶生产的发展

明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时期。茶叶产区进一步扩大 ,基本奠定了今天的茶区体系 ;不少原来不产茶的地区开始栽种茶树 ,整个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茶产兴盛 ,名品繁多 ;茶树栽培和茶园管理技术有所提高 ,尤其是制茶技术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 ;茶类得到空前发展 ,绿茶、黑茶、白茶、黄茶、乌龙茶、花茶都始兴或进一步发展 ,从而开创了我国传统茶业发展的新时代。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然而,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明代商税思想初探

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也是传统思想与反传统思想交汇碰撞的时期。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发育、商人资本实力等方面,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在此背景下,商税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在当时的经济思想领域中,丘浚、王夫之等思想家对征商纳税提出了一些较前代更为详细、丰富和具体的看法。总的来说,明代对商税的讨论主要围绕当时商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如重复征税、私征严重、漏税频繁等展开,对开征商税的合理性、征税方式与商人管理、海关税收等方面也有论及。     

论明代贵州书院的发展

明朝弘治年间 ,随着贵州政治经济的发展 ,书院在贵州境内陆续建立起来。书院教育的出现 ,既满足了贵州社会各阶层的教育需求 ,又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书院的蓬勃发展 ,推动了贵州教育事业的进步 ,促进了贵州学术文化的发展     

明代的宗教旅游

宗教旅游是众多旅游活动的一种。明代佛僧、道士、耶稣会士乃至文人士大夫在宗教之名下所进行的旅游闲暇活动,说明明代的休闲文化已经开始与宗教的虔诚融合在一起。而两者的渐趋融合,其最终的结果则是导致宗教的世俗化。     

试析明代的人口分布

明代前期,明政府通过采取各项恢复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措施,人口逐渐得到增长。至中期,在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下,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至后期,人口数量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约在1.48亿人左右。从人口密度的变化看,总的布局是:东南地区是全国人口最密集区,中原及北方部分地区人口快速增长,由东南向西南、西北延伸,人口密度逐渐降低。其原因:自然条件、历史延续、各种灾害、战争和移民运动的交互影响和综合作用,是明代人口分布格局在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出现局部性不断演变、人口再分布随不同时期而不断进行的主要原因。     

网巾与明代社会变迁

网巾,因其有"天下一统"和"改易胡风"的政治寓意,在明初被统治者推广而流行全国。它一般被衬于帽下,具有束发、遮盖白发等功能,是明代男子首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在流行、发展过程中,因其"人无贵贱皆裹之"的特点而得以在明朝中晚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下实现商品化,在社会风尚的变化下质地日奢,并随着思想文化的日益开放而成为男女传情和表达情感的重要信物,至明朝覆灭后,因为网巾的独特社会地位又成为思念故国的符号。网巾与明代社会变迁的关系体现了服饰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照。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明代官员致仕情况初探

明代致仕官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致仕形式主要是按例致仕,但也有因病致仕、养亲致仕、勒令致仕等若干特例。他们致仕后享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待遇,但仍受明政府的管理。此外,他们致仕还乡后,在参与地方事务中,发挥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明代吏员的选拔

吏员是明代国家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其中关于吏员的选拔也颇多可再探讨处.为此,本文从佥充、罚充和告纳三个方面全面地考察了明代吏员选拔的特点,并对吏员选拔方式演变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作了尽可能全面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