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及清初哈密卫部众演进考述

文章对15世纪中叶后陆续移居河西以及留居哈密的哈密卫部众的融合、演进状况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末清初之际,哈密本地的畏兀儿、哈剌灰部众相继完成了伊斯兰化,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部众最终融合为缠头回;而迁居河西的哈密卫回回、畏兀儿、哈剌灰部众仍然各自为部,至清雍正乾隆之际,似最终融入当地社会之中,成为清王朝的编户齐民.     

元代畏吾儿诗人廉恒及其诗

本文论述了元代畏吾儿诗人廉恒的家世及其诗歌创作。     

论元代畏兀儿人的儒学

元代是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蒙古人初入中原，草昧初开，对儒学的重视，而儒学在当时已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蒙古统治者在契丹人，尤其是畏兀儿儒士的极力敬仰与推荐下，逐步为蒙古统治者所接受，遂出现了以“汉法治汉地”的策略。这一政策的实施，又进一步推动了元代儒学的发展。有元一代，畏兀儿儒学发达，而且已掺杂了道家及禅宗的某些理论，当时还涌现出像廉希宪、合剌普华、安藏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他们不仅自己修习儒学，而且积极推动蒙古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采取措施以促进儒学的发展。深受儒学思想影响的畏兀儿官员，政治比较清明，对元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于维吾尔族汉译名称问题

维吾尔族汉译名见诸史册有回纥、回鹘、畏吾儿、畏兀儿等,自有清至民国初年则称为缠回或回人。何耿光在《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上撰文,为现行“维吾尔”汉译名命名提供重要史实。何文说:1934年秋,维族文化促进会,请将“缠回”改称“威吾尔”。盛世才在省府会议上提议指令反帝会研究讨论呈复。接到指令,何耿光先生作为反帝会委员长即召开反帝会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教育部长徐廉发言指出:威吾     

《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出版

正王红梅、杨富学等合著《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于2017年11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23万字,以回鹘文文献为依据,分专题论述了回鹘文佛教文献、藏传佛教对畏兀儿的影响、畏兀儿北斗信仰、回鹘政权与佛教的关系、莫高窟北区石窟以及河西回鹘佛教等。该书充分运用了回鹘文文献、汉文史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以及     

廉阿年八哈考述

在近代史学家屠寄撰写《蒙兀儿史记》和柯劭忞撰写《新元史》的氏族表内,都记有畏兀儿名门望族——廉氏家族之世系。其中《蒙兀儿史记》之氏族表将廉阿年八哈和廉甫当作两人,把廉阿年八哈列于廉希宪之长子廉孚之子的名位上,把廉甫列于廉希宪之弟阿鲁浑海牙之次子,亦廉惠山海牙之弟,使廉甫成为廉孚的同辈人。《新元史》之表沿袭了《蒙兀儿史记》氏族表内廉阿年八哈为廉孚之子,仅将名下注:“浦江县答鲁合臣”改写为“浦江县达鲁花     

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

内迁畏兀儿人的主体即普通民众的情况,与此有很大不同。他们是以聚族而居的聚落形式,定居于关内各地的。内地普通畏兀儿民众,绝大多数是受海都、都哇等西北叛王发动的战争的波及而迁居内地的。朝廷在安置畏兀儿人时,赋予了其浓重的军事色彩。各个聚落,除永昌和大都外,在形成之初,大多带有军事镇戍或屯田驻扎的性质,这与他们探马赤军的身份有关。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上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     

元代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都儿迷失史事考述

忽都鲁都儿迷失是元代著名的畏兀儿翻译家。先后在武宗、仁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集贤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等职,因通晓汉语、畏兀儿字蒙古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将《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汉文典籍选译成蒙古语文。然迄今史学界尚无专文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在广泛收集元人文集及碑刻资料的基础上,就其家世、翻译活动以及与各族文人的交流交往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此展现元朝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征。     

略论9～13世纪畏兀儿文化涵化的历史进程

公元840年,兴盛了近一个世纪的回鹘汗国因天灾与内乱并行,在黠戛斯的攻击下灭亡了.回鹘残部分三支西迁,其中一支占领高昌及北庭等地区并建立起高昌回鹘政权.高昌回鹘政权延续了四个多世纪,到了蒙元时期,汉文史籍称其为畏兀儿人.9～13世纪是畏兀儿文化的关键发展时期,更是畏兀儿文化的重要涵化时期,由于多元文化的交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畏兀儿文化.     

孔子“三畏”释诂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杨伯峻《论语译注》将“畏”字译注为“害怕”,未能准确地揭示孔子言论的内涵。实际上,上古“畏”字除表“惧怕”之外,还可表“敬畏”、“敬服”。《广雅·释诂》:“畏,敬也”,《坛韵》:“畏,心服也”。《后汉书·梁统列传》“吏人畏爱之”,同书《孝明八王列传》作“吏人敬爱之”。《汉书·孔光传》引《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颜师古注为“敬天之威”。“畏”常常与“敬”连文,如《管子·明法解》“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敬”,《史记·鲁周公世家》“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我们认为,上引《季     

释“昆明”

“昆明”一词最初指称古代我国西南的诸部族,汉代指云南西部各族,唐代指云南全省及川西南、黔西各族。唐置昆明县后,“昆明”始用为地名。元代开始,昆明才作为地名出现在滇池之滨,此后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昆明市。     

张扬个性，因旧布新——谈元代初期古文家姚燧

姚燧是元代前期最重要的古文派作家。他继承唐宋古文运动的余绪,以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为题材,在写作中渗透着个人刚毅、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强鲠的个性,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他在实用的散文体裁创作领域诸体兼长,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同时,他还训育出张养浩、孛术鲁翀这样优秀的古文家弟子,虽然终未形成大的流派,但毕竟为元代文化增添了亮色,为古文创作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赵孟頫仕元问题三论

以书、画、诗、文闻名于世的赵孟頫,因以宋室王孙的身份出仕元朝而备受争议,关于仕元也一直是其研究的焦点。本文结合赵孟頫《松雪斋集》及其经历,对学界有关这一问题的某些看法提出异议:赵孟頫是贰臣抑或逆子?赵孟頫是主动出仕还是被动出仕?赵孟頫力求外任是甘于淡泊还是无奈的选择?     

元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历史地位

元代《诗经》学侧重朱子之学,崇尚"朱传"成风,除马端临、李公凯等少数几位《诗》家外,其他《诗》家的著述几乎全部是围绕《诗集传》而作。元代《诗经》学几乎成了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代《诗》家继承了宋代《诗经》学的求实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在音释、训诂、诗旨、诗歌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诗集传》都有很大的阐扬发挥,但较之宋人,怀疑精神已经大大减弱,观念略显保守。元代《诗经》学处于《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之间,一方面它继承了《诗经》宋学的求实考据之风;另一方面,元代《诗经》学影响了明代《诗经》学的发展走向,对清代《诗经》学也有一定的间接影响。元代《诗经》学,是连接《诗经》宋学和《诗经》清学的纽带,它在《诗经》研究和《诗经》学的延续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尴尬与挣扎中异化的精神悲剧——论乔吉叹世散曲

乔吉是元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沉屈下僚,志不得伸＂,其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精神特质：歌隐颂闲的心灵之幻、否定功名的无奈之叹、不满现实的愤世之吟、悼古伤今的共鸣之悲、穷苦困顿的落魄之恨、颠沛流离的羁旅之苦及韶华易逝的迟暮之悲,体现了尴尬与挣扎中异化了的精神悲剧。     

金代遗民文人李俊民生平行迹述考

李俊民当生于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六月十四日。25岁时中进士,走上仕途,先后任下邳守、沁水令、彰国军节度判官等职。一般认为其归隐是因金末时事动荡,其实主要是仕宦十余载,沉沦下僚,李氏遂厌倦而归隐。而后39至59岁,李氏在颠沛流徙申生活,先后在福昌、伊阳等地避难,甚至一度流徙到南宋之襄阳,其多首写襄阳生活和风物的诗可为明证。元太宗七年（1235）,沦为遗民的李氏应泽州守段直之邀,返乡泽州,一直到85岁辞世。晚年的李氏主要生活内容是为金源遗民,存文保道,故面对蒙元朝廷的延请,其态度是可为其筹略谋划,甚至支持重视儒家文化的忽必烈称帝,但他始终坚持隐逸之志,绝不做新朝之官。     

方回降元之文化诠释

阐释方回降元的文化依据.以历史考证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宋元之际文人降元的深层次原因.周密以"人品卑污"评价方回降元,于史实不符.把方回为自己辩白的理由与时势背景相联系,说明支配传统文人政治行为的儒家处世原则,存在着内在矛盾.从方回降元前后的心态变化,可以看出由宋入元的士大夫文人所具有的循规蹈矩、进退失据的文化心态.方回降元是陈腐的南宋文化的必然结果.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方国珍走对和走错的几步棋

作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升降起伏的一生走过几步关键的棋,有对有错。他树反元大旗,归顺朱元璋两步棋走得很精彩,但他对待人才的几步棋却都走错了。究其原因,与方国珍读书少、文化素养低,志向不够远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