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壬辰战争中朝鲜对中日议和立场探析

壬辰战争中,中日双方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和谈,和谈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朝鲜李朝政府出于与日本的尖锐矛盾及自身的民族利益,对和谈是坚决反对的。但在和谈过程中,基于当时的战争态势、和谈进程的曲折及中日双方的矛盾,其立场又不断进行着游移、变化和调整,表现了其外交策略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结合,即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实用主义态度。     

决策失误的重要成因探析

决策失误有多种表现形式 ,导致决策失误有客观原因 ,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主体的失误。它包括四个方面 :决策主体思想方法不当 ,价值观念偏误 ,用人失察 ,自我管理不良。认真研讨决策失误的规律、特点 ,吸取决策失误的教训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

有韩国学者认为壬辰战争时期粮饷缺乏责任在于明朝方面,粮饷缺乏又为明朝议和提供了借口,而粮饷优先供应明朝军队又造成朝鲜军队解体。但事实上通过对壬辰战争初期(明朝万历二十年五月至二十一年四月)的粮草供应和运输环节的专门考察来看,当时粮草的缺乏主要在于朝鲜未能解决粮草的征集和运输困难,在于朝鲜政治腐败和政治效率低下;而粮草供应严重不足又直接制约了明朝援军军事行动的展开,致使明朝与日本议和。至于朝鲜军队的解体,在明朝援军进入朝鲜之前就已出现。它表明正是朝鲜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军事无能,使其失去了应对重大战争灾难的能力。     

领导决策失误的自我预防略论

领导决策,皆追求科学而避免失误。预防决策失误,关键是要掌握其预先检验方法,使得能够在决策付诸实践之前将其检验出来而予以克服。这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对决策科学所应满足的条件做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决策失误的预先检验方法作了初步探讨。     

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实现决策科学

实现决策科学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但问题仍不少,突出表现在各级政府的决策失误现象频频发生。要减少决策失误的频繁发生,实行决策的科学化,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是必要的选择。     

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缺失及强化

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一直晦暗不明。实际上,主权在民论、权责一致论、权力制衡论等早已为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追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而法律责任自身的比较优势及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现实诉求更为追究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做了充分铺垫。因此,逐步剔除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缺失的弊病,构建行政决策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已然具有理论与现实之双重要义。     

公共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

许多年以来,我国因公共政策失误“交学费”的事件层出不穷,如再不加以改善必将引发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必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有效的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从具体方法程序上落实法治化、制度化、科学化,达到权责一致。保障权力的规范行使,真正实现民本政府、责任政府的目标。     

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缺失及强化

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一直晦暗不明。实际上,主权在民论、权责一致论、权力制衡论等早已为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追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而法律责任自身的比较优势及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现实诉求更为追究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做了充分铺垫。因此,逐步剔除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缺失的弊病,构建行政决策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已然具有理论与现实之双重要义。     

“大跃进”失误的决策目标分析

1958-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运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一次重大决策失误。超英赶美作为决策的总目标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错误地选择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谈企业经营决策失误的预防对策

企业管理的中心在经营 ,经营的中心在决策。决策是行动的基础 ,决策决定着企业发展的前途与命运 ,防止决策失误事关企业的兴衰成败。正因为如此 ,《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讲到“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时 ,明确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就是针对决策失误导致经济、政治、社会、道义等诸方面不良后果 ,决策者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行政、道义责任 ,并依照相关性法规给予应有的处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 ,如何预防企业经营决策出现失误 ,本文仅从经济的角度谈些粗浅的看法。…     

北宋中后期对夏战争的军事决策及其成败

自宋神宗朝以后,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机制得到重构。熙宁时期实行皇权与相权共同决策的机制,枢密院地位有所下降。元丰时期皇权决策逐渐走向独断。绍述时期相权有所膨胀,章惇曾以私书控制西北对夏战局。徽宗时期中央的军事决策与神宗朝颇为相似,也呈现出独断的特点。其在整体上虽保持着经略安抚使边防统兵体制,但是在具体的几场对夏战争中,中央首先任命副相主持边防战局,其后又任用宦官,转而又专任将帅,仅在哲宗时期的对夏战争中维持了传统的经略安抚使边防军事决策机制。在边防决策与执行上,从啰兀城之战到统安城之战,仅神宗后期的兰州之战及哲宗朝的洪德堡之战、平夏城之战等几场守御性质的战争获胜,其余几场主动进攻之战皆以失败告终。在进攻战中,决策者及统兵官皆存在决策失误和轻敌妄进之举,且在深入西夏腹地以后未能解决粮草不足的问题,这与战前决策的失误有重要的关系。在哲宗朝的守御之战中,统兵官则一改以往在对夏战争中轻敌妄进的传统弊病,发挥了避实击虚的持重优势。     

天花与皇太极对明战争

皇太极在位时期(1627—1643)是后金对明战争的关键时期,所以双方战争更加频繁。然而,这段时期也正是天花的高发时期。后金派兵征明主要是在第一年冬季的九至第二年三月期间,而四月至八月期间皇太极一般不派军队征明。之所以这样,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满洲人害怕染上天花。天花疫情在是皇太极的对明战争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洪武朝对蒙战争的时空分布

明朝建立后,为了彻底剿灭北元残元势力,朱元璋多次派兵北征蒙古。在对蒙作战的时间和地点选择上,明军进行了精心布置,体现出鲜明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征,其时空分布主要依据明军战略任务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洪武时期明蒙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中的诸多重要问题。     

伊拉克战争前后法国外交“三部曲”

2003年,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组建联合部队,对伊实施"斩首行动",发动了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战争。在这场战争前后,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法国并没有像英国一样追随美国,而是在立场上与美国相左。在这场战争前后,法国外交政策大致经历了三次调整,每一次都体现出后冷战尤其希拉克总统时期法国外交的独特魅力。     

促进政府决策机制优化的制度安排

政府决策机制优化是良好治理的基础.实现政府决策机制的优化,需要建设具体而合理的制度.为实现决策机制优化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就是健全能够有效规范决策系统具体运转流程和运行方式的规则体系.它使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和论证、领导集体决策、决策责任追究纳入政府决策过程,从而起到防止决策随意性、盲目性,避免决策失误的功效.     

论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决策

危机是政府或组织在未预警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情境或事件。本文认为 ,危机的威胁性、紧迫性、双重性、不确定性、阶段性 ,要求政府决策具有干预性、果断性、科学性、权变性和战略性。决策者素质与“群体盲思”、信息、决策执行系统、社会现象的随机性与社会认识的模糊性是影响危机情境下政府决策的主要因素。可以从提高决策者素质 ,加快信息系统的现代化 ,充分发挥智囊机构的作用 ,运用科学的决策理论与方法 ,权变的模式选择 ,进行跟踪决策等方面入手改善危机情境下的政府决策。     

试论基层政府决策机制的完善

创新决策机制十分必要,“信息化+调研式”、“听证式+集中式”、“责任性+监督性”等多种措施有助于改革和完善基层政府决策机制。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深化,也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渠道,同时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决策的顺利执行.公民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能够掌控全局又有民主追求的政府、合格的公民以及二者的良性互动.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有多种,可以分为由政府发起的参与和由公民发起的参与两类.政府在吸引公民参与决策时应注意避免无序参与、参与者的代表性以及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