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哲学与佛学的会通

中国近代哲学的主导趋向是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以及与佛学的会通.融合与会通之所得是理智与情感、逻辑与直觉、意义与意味的统一.就其与佛学的会通而言,上述结果在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的佛学三命题:转业识成智慧,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量智到性智中得到典型体现.     

略论薛福成的人口思想

薛福成的人口思想虽仍不免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痕迹,但因其曾出使国外,使之有可能将中国人口问题放在世界人口的大环境中加以分析,基本突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窠臼,具有了“横览地球,盱衡全局”的世界性眼光,提出了“导民生财”、“海外移民”等“补偏救弊之术”,呈现出与前人迥异的时代色彩。与其“君民共主”的政治改革思想、“以工商立国”的经济改革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全景蓝图。同时,薛福成的这一人口思想,也初步具有了近代人口学的基质,因此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近代人口学中,皆应占有一席之地。     

薛凤祚:被冷落的中西文化会通先驱

主持人语:薛凤祚不仅是清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中国近代科学的早期奠基人、西学东渐的关键人物,而且是中西文化会通的先驱。他提出的镕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独具一格。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

太平天国对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进程和模式起着直接的促进和影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了鸦片战争之后陷入困境的中西文化交融进程,不仅身体力行学习西方文化,且把清政府也逼上了学习西方文化的轨道;另一方面,它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背叛,使传统文化面临的危机凸显出来,激发了近代文化保守思潮,从而使中西文化交融在保守的文化氛围中,严守着“中体西用”的模式进行。     

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

文化自觉不仅在于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更在于依据现代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中国文化所追求是文化的多元共存,简洁地讲就是"和"。近些年,以"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召唤"第二次启蒙",他们所倡导的尊重他者、尊重差别的思想,有助于通过会通世界各国文明的成果来解决人类所共同遇到的问题。中西方普遍的文化自觉,有望使人类社会出现一个全球多极均衡、多元文化共存的新的文明。     

薛福成近代教育思想探析

薛福成是我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一生十分重视教育.通过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体认,特别是出使欧洲悉心考察西方教育,他在研究与对比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本文分析了薛福成的近代教育目标、宗旨、体制,指出了其对于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的启蒙和前瞻性意义.     

从阿佩尔哲学看中西文化的会通

阿佩尔学说在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更为先验和普通的语言哲学理论 ,把语言的主客维度的“说明”与语言的主体间维度的“理解”二者加以有机的整合 ,从而其学说的创立标志着英美科学主义的分析哲学与大陆伦理主义的解释学之间理论上的真正的和解。实际上 ,阿佩尔的哲学不仅在分析哲学与解释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同时也为我们在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阿佩尔所确立的思想出发 ,使我们有可能从语文哲学批判的高度真正超越唯科学取向的西方传统文化与唯伦理取向的中国传统文化各自的偏执 ,从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对立走向“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辩证的统一     

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

近代中国文化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制约下传统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发生的近代性转换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整合是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以通商、遣使、求学、传教、游历、翻译等形式进行的,它表现为一种非和平背景下的和平方式。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文化交流经历了由冲突到整合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     

略论《知新报》会通中西文化的思想

《知新报》与康有为关系密切 ,基本上秉承了康有为等对中西文化的看法 ,并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知新报》认为现阶段中国文化在诸多方面不如西方 ,应向西方学习 ,但同时认为中西文化具有共通性 ,把西学解释成为中国文化所固有 ,企图以此来减少引进西学的障碍 ;又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大量翻译介绍西政西艺西学 ,成绩斐然 ;认为天下公理本质上并无中西之别 ,中西文化最终必然走向融合之路 ,西方文化并非完美无缺 ,中国文化也远非至善至美 ,只有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才能使中学发扬广大和西学行之无弊。     

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起了新型的外交关系格局,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新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事务,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维护了国家利益,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邓小平同志继承发展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赋予了独立自主新的涵义,把握时代发展的主流,有所为有所不为,韬光养晦,在发展中求和平,中国外交日益走向成熟,逐渐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国时期瘟疫与现代文学书写

民国时期瘟疫频仍,经常爆发天花、霍乱、鼠疫、疟疾等重大疫情,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由于民智低下以及医学卫生条件的不发达等原因,许多人只能听天由命,出现求神驱鬼等消极迷信的思想。现代文学真实地展现了疫灾之下迷信之风盛行,产生了招魂、求神、躲病等形形色色的迷信救治现象。     

遭遇后现代：文化交融与冲突中的学校德育

本文从思维模式的转变入手，分析了新世纪来临之际，我国学校德育应注意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方面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思维上的多重转向，即既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思维的转变，又要面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学校德育在塑造道德主体上的冲击；另一方面是要面对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学校德育中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     

通过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谈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文化是民族历史文明特质的表征。中西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比较具有重要意义。中西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存在差异。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建立起开放、宽容和进取的新型文化观。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 --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作为现代传播媒体,《大公报》独特的存在方式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它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始终保持着只对时代发言不参与党派政治的文人立场。这个空间下聚集起来的作家群和他们的文学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也同样具有独特性。他们希望文学超越政治影响,保持自身的纯粹和完美,与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和政治主题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对作家个人身份自由性的重视,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     

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

民国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始终是新旧教育并存的二元化格局。以1935年为例,官方的全国性的调查统计认为私塾规模小于新式学校;但是从全国、到省,再到县区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往基层,私塾的规模也越大;民间研究也认为私塾超过新式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官方的统计。这说明民国时期私塾的能量被政府低估了。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近代华北妇女婚姻心态探析

近代华北妇女的婚姻心态,一方面,受近代文明的影响,要求主婚权下移,要求摆脱贞节束缚,要求一种平等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又难摆脱传统的制约和羁鉡.从而,在近代文明和传统观念的争斗中,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矛盾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解释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代思想家在解释文化经典时 ,既重视前人的解释 ,又根据时代要求 ,发挥义理 ,实现了继承和创新。解释学的意义就是说明、解释、理解和创新。从先秦儒家解释学的创新精神和道家解释学的直觉辩证法及自由精神境界 ,到两汉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古文经学的求实精神 ,再经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今古文合流的义疏之学、宋代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义理之理 ,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解释学的继承和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精神 ,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