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单独两孩”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效应分析

如果生育控制政策会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那么"单独两孩"等生育调整政策必然会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产生缓解效应。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本研究采用2014年各省(区、市)的最新数据来探讨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结果发现,单独两孩政策对一胎出生性别比有缓解作用,但对二胎出生性别比可能存在恶化的效应。因为单独两孩政策实际上给了有男孩偏好的单独夫妇一次选择性生育的机会,客观上恶化了二孩出生性别比。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关键在于改变男孩生育偏好的生育文化。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文章的目的是要探讨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间接和直接原因。其定量分析使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7年11月中旬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中第二期育龄妇女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从理想的孩子性别看,城市存在选择女孩的现象,而农村存在明显的选择男孩的现象。分析发现,只有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的比例明显高于至少有一个男孩而再次怀孕妇女的比例;同时前者实行人工流产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后者。以往所生孩子的数量和性别是惟一决定下一个孩子分孩次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它与年龄、民族、受教育状况和婚姻状况无关。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选择性人工流产导致的。     

生育水平、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兼论出生性别比的监测方法

本研究以马-冯-陈模型为定性基础,认为一定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生育水平的影响。当无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主要通过改变不同孩次占出生人口比例的方式影响出生性别比;当有性别偏好时,生育水平既影响不同孩次占总出生人口的比例,又影响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别比,从而对总出生性别比产生影响。对于没有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人口,生育水平变化是引起出生性别比波动的主要原因。有性别选择行为时,生育水平变化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较小,性别选择行为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主要原因。监测以"曾生子女孩次和性别次序"为条件划分的人群,可以有效而便捷地判断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     

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影响强度的定量研究

文章以“性别人流指数”为量化指标具体反映中国的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强度随着时间推移呈现逐渐增强趋势;不同人口社会学特征育龄妇女对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影响强度也不一样,其中对农村中女儿户妇女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育龄妇女。     

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观察意愿—意愿以及行为—意愿两种路径,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对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存在同向关系,且与女性意愿孩子数量无关;公婆的代际影响只作用于一孩;兄弟姊妹性别结构对城市初婚女性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另外,儿女双全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相比较独生女更可能具有男孩偏好。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以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为主流意愿的城市女性中,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空间,原生家庭父母性别偏好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现有子女性别结构以及根据出生性别比指标30多年来的变化态势分类以及现居住地省份对女性性别偏好的重要影响。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及其诠释

在传统意识和现代观念中，子女性别偏好，尤其是男孩偏好，从东亚、南亚，到中东以及北非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是许多国家性别比偏高的社会文化基础。在自然生育状态下，多生孩子几乎是满足期望的子女性别结构的唯一手段。当今世界，无论是自愿的或是非自愿的生育率下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同特征，少生孩子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伴随现代避孕、胎儿性别鉴定、人工流产等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人们满足既要少生，又要实现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提供了手段，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如韩国、中国、日本、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台湾、香港等。中国自1980年代就出现了出生性别比偏高且持续上升的现象，有大量中外文献从社会、经济、文化、生育、死亡、统计等因素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历程、程度和原因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观点：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人工流产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导因素。但是，人们为什么要进行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流产？对这个问题尚缺乏深入一步的研究。本文将在对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进行多种方法综合判断的基础上，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特点、原因和性别选择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关于出生性别比的几个问题--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利用广东省2000年人口普查1%原始数据,研究与出生性别比相关的几个问题,结果表明,外来妇女生育对广东省出生性别比失调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是受现行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强烈"性别偏好"的双重挤压,是通过性别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所导致的结果.导致城乡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原因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文化滞后",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发展并不必然促使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