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轨迹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开始了对政权理论的探索。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孕育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走出苏维埃模式,提出“国防政府”主张、“人民共和国”思想和“民主共和国”方案,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主要观点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标志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发展到顶峰。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直接成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五四宪法”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建国方略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建国方略正式开始。     

对我国政权性质宪法规范的历史考察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人民总是用宪法把自己取得的革命胜利成果记载下来,并且在宪法中确认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规定政权的性质。现在,宪法修改草案又对我国的政权性质作了明确规定与解释说明。对这些规定政权性质的宪法规范作一番历史的考察,将有助于了解我国政权性质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总结我国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更有助于加深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理解。     

试论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是经过长期艰难探索才逐步形成的。民主联合战线的“革命的民众政权”的构想和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实践 ,是中共早期对政权模式的探索 ;“人民共和国”及“民主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萌芽 ;基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模式构成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雏形 ;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提出和建立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形成的标志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更臻完善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宪政思想的形成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相因相成。     

试论政治制度的概念及作用

(一) 关于政治制度的概念,我国大百科《法学》卷表述为:“主要指政权组织形式。”《法学辞典》增订版表述为:“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专政而制定的治理方式方法的总和,即政体制度。”1987年出版的大专院校《宪法教程》表述为:“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统治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有关制度的总称。”而大部分宪法教科书在表述政体概念时,一般采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的:“一定的社会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其中的政权机关,在     

试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既是我国国家机构组建和运行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项根本制度。作为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与三权分立制是根本对立的,它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有利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在改革和完善国家机构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作用。(一)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的政权组织,则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使国家机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代表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成为能够实施正确决策,具有统一性和权威性的政权组织。因此,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     

试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法、势、术及其他

国家的政权结构及其任务,可以用“法、势、术、管、教”五个字概括。所谓“法”,是指法令,即现行法津制度;所谓“势”,是指权势,即国家政权,包括权势和掌握权势的主体(即国体)两个部分;所谓“术”,是指策略和手段,包括大大小小的各种谋略;所谓“管”,是指依法管理,即把法、势、术三者纳入法治系统,按照系统工程的运行机制模式,对内实现对国家     

人事管理必须法制化

人事管理法制化是社会主义人事管理的本质要求,权力必须合法行使是社会主义人事管理的基本特征。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权的产生必须有法律依据,它的行使必须遵守和符合法律规定。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社会主义人事管理的基本准则。搞好人事立法,实行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人事管理法制化是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保证。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任何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必     

国家治理中的宪法教义学及其双重理性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以司法适用为主要取向的宪法教义学存在多方面疏缺，国家治理更应成为我国宪法教义学构建与运用的基本视野。国家治理对宪法教义学的需求集中体现在为国家治理秩序的正当性以及具体运行提供教义学阐释或论证。在宪法教义学的具体构建及运用中，应当重视处理好规范与经验、解释与反思、信仰与历史、原意与修辞等四对关系。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宪法教义学承载着对国家治理秩序的双重理性化功能，分别是推动政治决断的理性化和促进公共领域商谈的理性化。在政治决断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侧重于政权体系的内部运用，基于政权体系内的议事、决策以及实施过程而解释宪法，其中辩证协调守成与变革、恰当把握“经史之辨”尤为关键。在公共领域商谈层面，宪法教义学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为社会成员间的理性讨论提供话语平台、为国家政权体系与社会公众通过商谈达成整合及动员提供话语基础。基于国家治理秩序构建和运用宪法教义学是国家理性精神的体现，不应局限于形式性地解释宪法条文，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的体制架构和国情基础，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复杂考量与细致权衡。     

新中国宪法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国家政权的开篇之作。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创党建国初心,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民族复兴的光辉使命。革命胜利后,新中国宪法毫无疑问会承继其精神,延续其初心。对比新中国宪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可以发现,新中国宪法是由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发展而来,二者的根本精神、体例结构、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乃至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都是一脉相承。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当下,明晰新中国宪法对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初心使命的传承和发展,有利于我们弘扬革命理想,坚定革命道路,致力民族复兴。     

论毛泽东对制定“五四宪法”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在制定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过程中作出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高度重视 ,全程参与 ;二是在理论上确立了立宪的基本原则 ,为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指导思想 ;三是毛泽东的宪法思想也是“五四宪法”的思想资源。可以说 ,毛泽东既是这部宪法的“总监制人” ,又是这部宪法的总设计师。     

从领导党到执政党转变的宪政阐释

在宪政意义上 ,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就是执政党。共产党要始终掌握国家政权 ,在国家政体中行使公权力 ,实现自己的领导和执政。执政党的实质合法性来自于对“三个代表”的忠诚和实践 ,形式合法性来自于民主选举和宪政程序的认可 ;执政党的地位、权力、责任和活动方式必须得到宪法、法律的确认 ,具有合宪性、合法性 ;同时其执政行为应当以宪法和法律为圭臬 ,接受宪法和法律监督。     

论宪法关系

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近现代宪法的真谛。所谓宪法关系,应当是指宪法规范所调整的作为权利载体的宪法关系主体与作为权力载体的宪法关系客体之间的事实关系和价值关系。在宪法关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主体(公民)应该同时享有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实现自律和他律的统一,而宪法关系客体(国家)则应该具有利益性、法定性、被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宪法关系主客体之间存在着以实践—认识为基本形式,以对立统一为基本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主体作用于客体的主要内容是“需要”和“效益”,客体作用于主体的主要内容是“规范”和“效应”。宪法关系主客体之间既互相依存、转化,又互相制约、否定。建立以“权利—权力”模型为主客体关系的宪法关系学说,有利于进一步揭示宪法的本质,有利于改变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公民与国家的关系是身分关系”的旧观念,有利于突出作为市场主体的公民所应有的主体性地位。     

论中国历史上“正闰观”的文化意蕴

所谓“正闰观”,本质上是指族姓统治的合法性.一般说来,在华夏族内,获得了政权的家族也就获得了“正统”的地位;在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炎黄子孙”即华夏族的政权是“正统”,非华夏族的政权(也包括那些征服了华夏族的政权)是“闰统”,是僭伪而应予以闰除的,至少理论上如此.     

关于公民权利问题研究重点的思考

文章分析了宪法意义上公民权利的“应然”、“实定(法定)”和“已然”三种不同的状态,以及“宪法悬空”的问题及其成因,提出宪法学上的权利研究应当将重点放在将权利的“实定(法定)”状态变为“已然”状态,即研究已经规定在宪法中的权利怎样成为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现实,指出准确地把握物质生活条件与宪政发展的关系,找到有物质生活条件支撑又符合法治发展要求的宪政运动进程的“度”,有效地推动宪法“实定(法定)”权利的实现,是宪法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当前乡镇领导班子换届选举存在问题及解决措施

乡镇政权是我国政权组织体制最基层的组织,在整个国家政权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乡镇领导班子选举成功与否,选举结果人民满意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乡镇政权建设,也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大局。近年来,各地按照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     

清末师日立宪的尊皇取径与困境

清末立宪在君权体系下接嵌西式民权制度,在政权形式上是一次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转型尝试,其蓝图与模型主要是《明治宪法》及相应的法政理论。《明治宪法》以尊崇天皇为基底,由此产生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国体”与“立宪政体”的分立与纠缠,本质上是君权、民权紧张关系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根据明治立宪模式探索改制路径,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持续引发中国的“国体”属性和“国体”“政体”关系的激烈争论,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互动的“国体”“政体”观念和主张。清廷试图模拟《明治宪法》,以主权在君的君主国体统摄立宪政体,立宪派则有意淡化君主国体的君权色彩。在汪精卫提出立宪以变“国体”为前提后,杨度甚至声称君主国体亦可由国会总揽统治权,与民主国体无异。清廷固守君权,与革命党、立宪派的民权诉求愈发冲突对立,改制困境日益凸显,预示了革命的必然。     

网络诽谤案件公诉情形中“损害国家形象”的宪法学思考

宪法第54条公民 “不得危害祖国荣誉”和第51条“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的规定，是法律保护 “国家形象”的宪法依据。但是为了防止诽谤罪追诉范围扩大化，在法理上，网络诽谤案件司法解释公诉情形中的“损害国家形象”宜做严格界定，其中，网络诽谤的对象限于作为国家法定代表的国家元首，网络诽谤的后果是损害国家形象，网络诽谤的惩戒应与宪法批评权实现法益平衡。在法律实践中，本款司法解释属于创设国家元首保护制度，虽然其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利益，但是立法权限已经超出了具体适用法律的功能。按照宪法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应当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的方式进行。     

试论市场经济下反垄断立法与廉政建设

1993 年3月29日,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原来宪法第15条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总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市场的各经济主体,必须按照合理的、统一的规则进行竞争.为此,应确立以下几点竞争原则(市场交易原则):     

“文化自信”的根本法基础

文化自信本质上是价值观自信,依宪治国是文化自信“日常生活实践”在政法领域里最为集中的体现,宪法文本则是展现文化自信的现实“文本”。现行宪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化”构成了文化自信的基因库,融合成文化自信赖以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自信的宪法表达体现为宪法“序言”的“文化”叙事和宪法条文的“文化”展现。尊重宪法、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的贯彻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也就体现了“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永葆青春活力,必须更加开放包容,因而,现行宪法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应当始终维护和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获得社会个体的真正价值认同,需要在要求公民履行宪法法律义务的同时切实尊重和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宪法与宪政的二重分裂——读乔万尼·萨托利《“宪政”疏议》

从“宪法”与“宪政”的语义分析带来对“宪法”与“宪政”二者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保障性宪法的如何证成、保障宪法的保障作用能否发挥、保障宪法的条件能否接受成为我们识别真伪宪法的标准，也是宪法与宪政能否合而为一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