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正义视域下城乡低保制度发展困境与原因探析

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对全体居民供给的基本生活底线安全的救助制度,应体现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正义性。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的关怀式社会救助向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性社会救助的转换,经历了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探索与发展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进而实现了全社会低保制度的全覆盖。但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着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社会分化;城乡低保制度设计不合理;农村救助权利观及利益表达渠道欠缺;管理体系不健全;低保制度内部衔接困难;等等。     

河北省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

河北省城市低保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制度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基金来源渠道单一,低保资金不足;低保边缘群体救助问题难以解决等.为解决以上问题,要健全低保工作机制,做到严格规范管理;拓宽多元筹资渠道,确定低保基金的稳定来源;完善就业和再就业措施,切实为低保群众排忧解难;加强对城市低保工作的监督.     

基于博弈视角的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劳动能力者成为城市低保受助者。如何使这一群体通过救助阶段的缓冲与调整，最终经由就业摆脱贫困，融入社会主流，对于提高社会救助效率、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寻找城市低保制度中救助与就业的最佳平衡点，建立促进有劳动能力低保对象积极就业的利益导向机制，本文分析了政府与低保对象在不同模式下救助、就业间的博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城市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的低保救助制度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发挥满足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也存在着“低保养懒汉”、“一保永逸”等诸多弊端.本文从发展型社会政策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对现行的低保救助制度进行深入的分析,对发展型低保救助制度的政策目标进行重构,提出建立和完善发展型低保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发展困境与转型研究

中国城市低保制度自1997年创建以来,在改善居民生活、缓解城市贫困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维生型的低保制度遭遇了诸多发展困境:政策设计存在缺陷、管理体制不合理、制度的功能异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社会福利理论的反思、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提出和低保制度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为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可能.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转型要构建普惠型、中间型与发展型救助相融合的救助制度体系,创新社会救助与就业发展的联动机制,优化低保制度的管理体制和执行机制.概言之,我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价值理念是发展型,制度取向是普惠型,救助水平是中间型,这三者要有机融合,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以构建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民众基本需求、符合福利发展规律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救助体系.     

农村低保标准及其配套政策研究

在现行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低保线划定的结构和标准单一,没有考虑贫困家庭种类的差异性,高估了土地的保障功能,低保覆盖面较小且保障水平较低,低保标准的微小变动都会引起"低保目标群体"规模的巨大变化.因此,财政不仅应当且有可能扩大农村低保支出的规模,充分利用并发挥民问资本和慈善组织的救助作用,而且应当将低保资源着重向中西部农村倾斜,将处于低保线上方附近的"边缘群体"纳入农村低保制度,完善和健全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措施.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城市低保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与改革的路径选择

城市低保制度建立十多年来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进展,目前正在经历从初创时期的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转型。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城市低保制度的运行还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保障标准总体过低且地域差异较大;对有特殊困难的低保对象救助的力度不足;与再就业机制缺乏有效衔接;贫困边缘人员难以被现行制度覆盖;资金筹集机制中存在平均主义倾向;制度的准入及监督机制存在一定的损害人格尊严现象;基层低保工作的岗位设置和经费预算欠合理,低保工作者素质欠佳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低保制度实际功能的充分发挥。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由最初的救急型举措经由道义性扶贫,最后达到制度性救助,由片面的城市低保制度向农村低保制度扩展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最低保障.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背后,反映着社会理念和制度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全社会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正式建立,为构筑国民公平底线,分享社会发展成果,稳定百姓预期,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建立共享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调查与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山东省农村低保家庭的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对农村贫困群体人口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农村低保制度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农村低保人口生活依然十分贫困,农村低保还存在保障范圈小、保障标准低、地区差异大、低保对象界定不科学、透明度不高、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对策建议:扩大保障范围,确保做到应保尽保;合理确定低保对象,做到公正公平;科学制订保障标准,做到既能保生活又能促发展;加大宣传力度和工作透明度;完善配套政策,加强与其他惠民政策的整合;健全农村低保工作机制等.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经济适应性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一项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基本再分配手段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客观地揭示城市低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需要构建城市低保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两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通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2连续七年城市低保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市低保水平与经济发展并不相互适应,城市低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也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当前我国城市低保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类型多样,宏观上看城市低保的水平依然偏低。随着我国反贫困目标从单一救助向综合救助的转型升级,发挥政府以外救助资源传递主体满足贫困群体基本生活需要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     

辽宁、河北两省农村低保制度研究报告

所谓“全民低保”,并不是要给“全民”人人发一份“低保金”,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于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收入下降甚至中断使之陷入贫困时,由政府给予最起码的生活保障的国家制度。按国际惯例,低保制度一般被称为社会救助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民低保无非就是城市低保加农村低保。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际上,截至到2006年第三季度,全国共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得到低保救助的贫困人口已经达到607万户,1222万人。农村低保乃至全民低保已经不是一颗还需等待其慢慢长成的青涩果子,而是一个跳一跳就能摘下来的成熟果实,现在的问题在于最后这一跳怎样跳。通过对辽宁、河北两省实施农村低保制度的实地调查,本报告如实地描述了这项制度目前发展的现状、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在与基层实际工作者及低保政策的“用户”进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和完善农村低保制度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将对“全民低保”的“最后一跳”发生重要的影响。     

关于切实做好城市低保工作的实践与探索

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为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大庆市集中主要精力探索、改革了城乡社会救济制度，全面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次改革，大大提高了城市社会救助工作的水平和规范化程度，建起了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化国有和地方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在维护城市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到２００２年６月末，全市共有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６５１３４人，占城市人口的４．７％，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其中：市辖区低保人数为１２１３２人，占…     

西部地区社会救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宁夏为例

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救助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呵护贫困群体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为贫困群体提供最起码生存需求和最基本生活保障的最基础的救助制度。目前,宁夏已基本建立起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五保供养制度为基础,以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司法援助等单项救助为配套,以优惠政策和社会互助措施为补充,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框架。     

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视野中城市低保对象退保难问题研究

将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退保难的问题置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视野中考察发现,导致退保难的主要因素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完善,分类施保制度不健全,低保制度实施过程中重资金保障、轻就业服务保障。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实际上是被社会排斥的群体,应从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家庭服务支持政策等方面对他们提供综合性的保护和支持,将他们重新整合于劳动力市场。     

低保对象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山东省低保对象抑郁状况为例的研究

作为"最后一道社会安全网",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保障贫困家庭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对低保对象抑郁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堪忧;外在影响因素源于健康状况、工作稳定性等,总量匮乏、同质性强的社会资本以及制度性社会救助并不能帮助他们走出不良的情绪状态,而良好的夫妻关系能起到提升他们正向情绪的作用。就不良情绪而言,生活压力事件扮演了"推"的角色,而社会资本和制度化救助扮演着"拉"的角色。在推-拉两种方向相反但大小不同的力共同作用下,低保对象的精神健康仍处于不良状态中。     

中国城市低保政策评析--以辽宁省的个案研究为例

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形势发展需要,进入新世纪,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无论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看,还是与国际经验相比较,低保制度都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可信赖的制度。它以明智的混合目标机制,为适应中国多变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种制度弹性。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城市低保制度充分发挥了其“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的特点。这表现在其一,弥补了“社会保险”和“就业与再就业”政策的不足。其二,达到了解决城市低保对象生活困难这一最直接的“民生”目标。但是,任何一项社会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当社会各界对这项制度寄予的期望越来越高时,我们应该联系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及这项制度本身的特点,参考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城市低保制度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分析和研究。通过调查和研究,我们认为虽然城市低保制度确实是中国所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发展得最好的,也是最与国际接轨的,但是,这项制度在发展了十余年后,可能被开发的内蕴几乎都已经被开发出来,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接近极限。由于城市低保制度或社会救助本身“先天”的不足,要想继续向前迈进,就需要寻找一种能符合新世纪国际国内新环境的新的发展思路。上世纪末在世界流行开来的代表新思维的新概念——“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可以给我们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如果将“可持续生计”和“资产建设”这两个概念综合起来,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思维方式,也许在中国社会能够创造出一个适应21世纪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崭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来。     

关于解决城市贫困群体问题的对策思考

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群体问题,要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积极参与的城市扶贫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建立健全的收入分配机制和科学的国民收入格局,并努力实现经济较好较快发展,为城市贫困群体解困创造条件。     

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目标瞄准效率研究——基于两个贫困民族自治县的农户调查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是稳定、持续、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影响农村低保制度目标实现程度的主要因素包括救助的方式(输血式救助、造血式救助)、救助的力度与覆盖面,以及救助对象的瞄准。作者对两个贫困民族自治县的实地调研发现,现有的农村低保户的确定方法使得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瞄准效果存在一定偏差;从农户生计资产的视角来识别农村低保对象,对农户的生计资产进行测量并以此为依据判断农户纳入农村低保范围的先后顺序,农村低保制度的目标瞄准率明显提高;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村低保保障力度,真正实现动态管理和应保尽保。     

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探讨——基于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选取代表农村贫困家庭生存权、教育权及健康权的五类生活消费支出数据测算福建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结果表明,2007-2011年福建省施行的农村最低保障标准整体偏低。究其原因,主要有:以收入为依据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受财政承受能力的限制。建议:结合消费水平度量贫困,制定全省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和调整方法;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体的多元的筹资机制;完善低保资金的省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低保制度;建立健全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