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基于CLDS2014的实证分析

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8 181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     

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综述

目前发生在农村的各种集体性事件、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纠纷都不同程度的与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分不开,也与政府对农民的信任分不开。本文从研究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这个问题入手,梳理了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的五个方面,即政府与一般公民的信任关系研究,农民上访现象中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干部与农民群众的信任关系研究,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和群体性事件中的政治信任研究。最后对目前我国基层政府与农民信任关系研究进行了评述。     

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当前农民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给政治民主化建设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越级上访、暴力抗政、选举违规、宗族干政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政府的工作和建设,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参政机制不健全、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和组织对农民权益的侵害、以及农村经济、宗族、农民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从权威政治到农民合作社参与的民主政治

以西北地区18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资料为基础,解释村委会选举的变迁：政府征收农业税、收费加重了农户的负担,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发出了挑战,地方政府为了使这些与农民利益相悖的政策目标顺利实现,需要在村庄里树立强有力的代理人,村庄的权威政治形成,村委会选举形同虚设;在取消农业税、改变人口政策、农民权利和法律意识觉醒等村庄选举的内外环境变化后,县乡政府没有动力再在村庄中树立代理人,对村委会选举的立场和态度产生变化;农民合作社作为蕴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有充分的动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的新兴力量,权威政治在较为规范的选举中没落。     

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吗? ——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及边际效应分析,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社会资本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农民地缘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丰富,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越强烈;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尤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政府重视和利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环境,加快人才培育和优化基础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条件.     

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基于全国3844位农民数据的回归分析

依据全国3844位农户数据,对我国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估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农民"会议型参政"比重超七成,且较五年前有明显增加,但较之于"选举型参政"仍显不足。农民的村庄认同度对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有显著影响,即村庄认同度越高、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概率越大;而国家认同度、社会认同度与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无显著相关性。此外,农民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其参与村民(代表)会议亦无相关性。从人口学特征看,农民的性别、年龄、民族差异、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干部身份、婚姻状况、外出频率等对其参加村民(代表)会议均有显著影响。其中,年龄因素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呈"倒U型"关系。从地区差异看,相比于中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农民参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比例相对更高。     

基层政府在村民选举中的信息传播

在村民选举过程中,基层政府承担了民主释义、激发热情、传达政策和监测环境等传播功能.政府在选举中的信息传播模式是建立在政府传播功能的基础上的、单项的信息传播模式.在这个传播模式中,基层政府表现出强烈的政绩焦虑意识和笼络村庄精英的意图.     

选举舆论对基层政府体制改革的影响

村民选举将票决体制带入乡村,使民意在乡村权力的再分配与权力控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现代传播环境下,村民选举不可能是孤岛式民主,村民选举所产生的民主舆论,必然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对未来政治体制的探索。当前选举舆论在乡村社会得到不断扩散,对基层政府行政产生着重大影响,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上更加尊重公共舆论,更加重视让公民参与决策。     

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选举参与的矛盾及其化解

管理民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村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选举参与是村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是实现管理民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但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村民选举参与仍然面临着选举制度安排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随意性、村民组织化程度低与参与诉求高、村民利益期待高与参与效能低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选举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并将限制和弱化村民利益表达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势必会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委托投票、半竞争性选举与基层弱民主化治理——以C县上付村六届(1999-2014年)村委会选举为例

在当前我国农村选举中,委托投票、半竞争性选举与基层弱民主化治理存在紧密关系。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发现:由于乡镇对选举结果控制逐渐弱化及村民参与选举积极性的提高,村委会选举的竞争性有所增强,但又因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导致了委托投票现象普遍,从而改变了村委会选举的逻辑,使之呈现出一种半竞争性选举的态势。此举虽然有助于促进中国基层的民主化治理,但它在推动选民参与的广泛性、平等性以及保护性等方面仍然比较弱。因而,半竞争性选举对应的是一种弱民主化治理。竞争性选举才是中国基层民主化治理的应然选择,也是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兼论不同激励方式相对重要性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使用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表征村干部激励强度,利用陕、豫、冀3省135个行政村调查数据,使用Bioprobit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村干部的激励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考察不同激励方式的相对重要性。研究表明,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水平一般,村域社会资本、村域认同、村域信任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正向影响村干部留任意愿与工作满意度,村域认同激励效应高于村域信任,村域网络激励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相对重要性分析结果显示,村域社会资本、村民自治制度是村干部激励最重要的两种方式,工资激励贡献度次之,政府检查激励贡献度最低。     

村委会选举制度失灵的技术性对策

在村委会选举中,可能出现因被提名候选人拒绝参选,或村民态度冷漠而不参加选举,以及候选人为3人以上且支持者势力相当等情形而导致村委会选举制度失灵的状况,针对这种失灵,通常可采取补充性措施来积极应对:第一,设立候选人登记制度作为提名候选人的后续程序;第二,增设基层人民政府直接任命村委会成员的制度作为选举方式的补充;第三,可采用相对多数规则作为绝对多数规则的补充。     

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

加强网格化管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2018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网格化管理对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网格化管理显著提高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意愿，并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能够通过强化以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缓解劳动力外流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流失的负面影响，进而提高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进一步讨论发现，网格员队伍的专职化建设能够提高网格化管理的实施效果。村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网格化管理在人口规模较小和有社会组织的村庄，能够对村民的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发挥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对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影响及提升策略分析——基于安徽的调查分析

基于安徽省443个调研数据对村民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现状认知和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意愿响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基层卫生保障条件水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偏低,互联网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开始显现。大部分村民愿意以出资方式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提升行动,村民对村庄环境提升作用认识、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他们的出资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关注乡村人居环境内涵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质量。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利用陕西、河南、河北3省135个村微观调查数据,使用负二项分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及其3个维度对村干部村民代理投入以及国家代理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村民代理投入分别增加35%、21.3%、19.5%和17.9%;村域社会资本及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通过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每增加1个单位,国家代理投入分别增加21.6%、11.1%、9.6%和10.2%。以上结论表明村域社会资本能有效激励村干部,缓解村干部双重角色边缘化,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良性互动。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促进村级民主选举科学发展的思考——基于山西榆次第八届村委会选举的调查

界定了＂村级民主选举科学发展＂的含义,并以2008年12月山西省榆次区第八届村委会选举为例,对当前村级民主选举中存在的诸如村民民主意识淡薄、乡镇政府行为失范、宗族家族影响深远、拉票贿选现象严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强化文化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发展农村经济、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来破解这些难题,以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提高村委会选举的实效,促进村级民主选举科学发展。     

公选村支书的发生机制与现实价值

公选村支书从局部试点并在全国推广,标志着公选村支书已经从个别地方的实践成为选拔村支书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从发生机制上来看,公选村支书主要由地方主动创新,并由地方党政领导精心设计、直接组织的。公选村支书创新了村干部的选任方式;提高了村干部队伍素质;扩大了党内民主,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推进了基层民主的发展;深化了乡镇机构的改革。     

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对村干部行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 ,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 ,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注意不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 ,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 ,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