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论交往的条件

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强调交往的条件,并将其归结为主体性、语言、爱等三个方面,其中的“主体性”条件指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其参与交往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语言”的条件指任何交往都必须以可理解的语言为前提,“爱”的条件指主体在交往活动中需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彼此谅解。交往所需依赖的这三个条件是内在统一、相辅相成的。主体性是“语言”和“爱”的基础,只有具备了主体性,交往主体才能掌握“语言”,并具备发乎内心的真诚的“爱”;“语言”和“爱”是对主体性的深化,只有掌握了“语言”,并了悟了“爱”,主体才能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交往。     

由圣至仁

公益慈善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轴心时代”的中西哲学分别孕育了一对相应的公益慈善类型：源自拉丁语和希腊语的charity和philanthropy标识着“爱上帝”与“爱人类”;孔子则明辨了“圣”——“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与“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中西先哲的共通之处在于揭示了公益慈善的两种范式：一是基于个体道德性的奉献之“圣道”;一是基于交互主体性的共善之“仁道”。启蒙哲学家通过对“爱人类”的重新发现和阐释引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理念形成的关键在于由圣至仁的范式转型。     

“三维安全”视角下的中国周边安全优化分析

“三维安全”即客观性安全、主体性安全、话语性安全,是基于经验性和规范性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和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所作出的安全概念界定。根据“三维安全”理论评估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的新态势,应从提高综合国力“练内功”,致力于创造“积极和平”的周边环境和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策略等方面来优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政治宪法与宪法政治的逻辑反思

“政治”与“宪法”在逻辑上相结合可能生成两种价值形态：即“政治宪法”和“宪法政治”。百年中国立宪的逻辑怪圈可归结为“政治立宪”,由此造成当前中国通往宪政的种种路障。“宪法政治”内涵了现代政治文明应然的价值指向。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论沈约的“文章三易”说

沈约在文学批评方面曾提出“四声八病”说和“文章当从三易”说。“四声八病”说即“声律论”,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而“文章三易”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文章三易”说是沈约很重要的一个文学观点--写作诗文要“易见事（事即典故）、易识学、易读诵”,这是文学发展的方向,而“声律论”就是在诗文要“易读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沈约“文章三易”说的提出,是基于他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和思索,“文章三易”说对永明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追求自由与善——冯契伦理思想初探

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智慧说”,以“转识成智”的认识过程辩证法沟通知识和智慧、科学和人生,奠定了当代道德的哲学基础;以“自由劳动”为基石,对包括道德价值在内的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论证;以“自觉自愿”作为道德行为的基本特征,并由此阐明了培养理想人格的基本途径,是一种综合了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极成果,并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做出了创造性回应的哲学-伦理学说。“智慧说”在新时期我国伦理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及对当代道德生活的启示意义,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体验教学的课堂定位与实现途径——以教师的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为视角

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以“现实的人”为前提才能得以实现。教师作为现实的人,有其本真的生存意识和生命价值追求。以此为视角,可以把教育个体的生命体验定位成课堂教学的核心价值目标。教学过程也就成为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互动的生命诉求。教师必须打破传统的教学方法,坚持自我批判,与学生共同体验,开展理性的评价,获得自己的生存之道,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不能无视生产力的决定性--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角度再探马克思、恩格斯价值理论本相

许多复杂理论体系的实质与其方法论密不可分.马克思、恩格斯共识于"价值是对效用和劳动花费的衡量".在这里,"价值"与"生产力"同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是"生产力价值论".但是,这种价值理论在<资本论>各卷中的展述却是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抽象的"劳动价值论"(简称"劳价论")出发,一步一步上升为"具体"的.细读之,可以发现,每向"具体"前进一步,都靠使劳价论与某种突现使用价值决定性的理论相结合而完成,其理论实质是使劳价论被纳入唯物史观框架.其中包括第二卷指出的一旦要具体考察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就不能只囿于劳价论,还要考虑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即社会效用,并依此建立了再生产理论;第三卷又进而指出,从总体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更不能囿于第一卷对价值规律的抽象论述,而要充分理解价值规律的进一步展开,包括了对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即社会效用决定意义的含纳,此即宏观的"效用/劳动价值论".显然,从方法论层面看,马、恩的价值理论不限于劳价论,它是由抽象劳价论上升为具体的宏观"效用/劳动价值论"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之比较

比较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异同点.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1)在哲学基础上,前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后者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指导;(2)在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上,前者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基础,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后者则是为资产阶级服务;(3)在价值源泉上,前者主张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后者却认为效用或最后效用程度是价值的源泉;(4)在价值度量标准上,前者认为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者认为是边际效用等等.共性方面体现在(1)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大致相同;(2)立足点都是市场经济;(3)在本源上,都属于价值论上的"一元论"等等.同时指出,应当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政府责任核心价值取向的嬗变及其启示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其责任缘于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内容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百余年来,西方国家管理在由传统行政向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模式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侧重“秩序与效率”--追求“公平与正义”--倡导“服务与竞争”的嬗变。鉴于其经验和局限,基于中国的根本经济政治制度安排及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公共性应是我国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追求。     

“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

现当代西方文论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冷热交替的过程。我国学界曾经的理论热一方面标示着对理论和方法创新的渴望与追寻,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西方文论的过度崇拜和理论运用的失范以及运用者自身的理论匮乏。文本阐释与文学研究中运用某种理论和观念,体现了阐释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审美与人文的价值判断,符合文学评论之规律和规范,与西方文论之主观预设不是一回事,文学之跨学科研究也不等于“场外征用”。要理性对待现当代西方文论,不能因为其有某些缺陷而无视其对我国文学研究曾有的作用和依然存在的借鉴价值;不能因为理论热之弊而忽视理论之重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理论引领对文学研究之必要性,忽视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理论建设的历史责任。理论热后呼唤的是融合了古今中外之优良理论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新文学理论,以及有理论深度和学术理性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法经济学视野下“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法经济学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利用的关键因素。在对“公地悲剧”进行博弈分析时，离不开对制度在博弈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分析。传统博弈理论将“公地悲剧”当作“囚徒困境”博弈的观点实为一种误导。“囚徒困境”是特定制度设计的结果，在特定制度安排下，参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被严格禁止，博弈报酬结构具有特定的制度偏好，导致博弈各方无法达成合作。而在“公地悲剧”中，参与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进而可以自发达成合作协议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自主治理。因此，“保证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博弈才是“公地悲剧”博弈分析的恰当模型。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复合型”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理论视角

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是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力量构成,在实现过程域中多主体协同合作、互联互通及提升供给效能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之义。而塑造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的“复合型”参与,是重构公共物品供给结构,寻求“供给变革”的重要突破口。“价值链”理论和复合治理理念的引入,为公共物品供给复合主体内部行政化供给、市场供给和社会组织参与供给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结构图示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和模型借鉴。提升公共物品供给效能,有赖于协同机制的创新和制度安排,通过促进公共物品复合主体内部不同供给结构间的糅合互动、相互支撑和互惠共享,准确把握社会公共需求的“脉搏”,及时应对公民多样化公共需求。     

人我关系中道德自我的价值推展与实践

道德自我在丰富的交往和社会性生活中确证和实现自我价值。恰当处理和协调他人与自我之间关系,是道德自我价值外向推展和实践的基本途径。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推己及人,求取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现实生活中人我关系的基本交往模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费尔巴哈的“我-你”关系论以及现象学视域中的“他者”理论,都是对人我关系价值的合理解释。当代社会人我关系中道德自我的外向推展价值体现在：人我之间和谐与相互尊重,交往中的情理结合,弘扬人道主义博爱。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概念 ,它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 ,包括科技和管理在内的脑力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要正确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就要在现实中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区分开来。我国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具有生产劳动和剥削劳动两重性 ,但一定范围内的剥削是合理的 ,因而也是合法的     

传统文化价值论的类型与原则

对先秦时期的儒、道、墨、法诸学派在论战中对价值论( 即义利之辩)的多向性选择, 从价值论类型、价值论原则两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对儒家的“中和”标准之所以在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历史成因及影响也略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