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乐记》文艺思想探述

先秦时期的乐与诗基本是同源、同时产生,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二者常常是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古人将其称为"诗歌",这里的"歌"即为"乐",古诗理论来源于乐论。先秦儒家乐论认为乐自心出,乐表现情感并通过情感熏染来发挥其教化作用,对乐所持有实用功利态度,礼乐相辅相成以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观念等,这些都在《礼记·乐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成为儒家文艺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上博楚简《诗论》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

上博楚简《诗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文学教化思想向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过渡的一环。虽然《诗论》注重诗的教化作用 ,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 ,但相对于后世《诗序》、《诗谱》来说 ,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客观、对诗的情感把握较为真切 ;只是到汉代以后 ,《诗经》才被更多地附会上了历史教化色彩     

经典中《大武》乐的道德与审美——从《礼记·乐记》评《大武》乐说起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大武》乐的制定是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依托。武王伐纣功成而作《大武》乐,但是有关武王伐纣事件的讨论使得《大武》乐的主题未得明朗。孔子崇尚文王之德,因此称《武》"尽美而未尽善",《礼记·乐记》在《宾牟贾》篇中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周武王的盛大功德以及与儒家礼乐思想相契合的道德规范的教化。对《大武》乐的解释也存在着在经典的语境中道德判断与审美价值的不平衡。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     

《礼记·乐记》与孔子“乐”之思想差异考辨

学界对孔子乐之思想的研究多结合《乐记》来展开,但是,实际上《乐记》虽然继承了孔子的乐之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扭曲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孔子讲"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实是讲礼的规范作用,教民如何去做,而经荀子到《乐记》,则无限地夸大了乐的政治功能,甚至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其次,对"郑声"的解释,后人多以《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乐论》中的记载来加以理解,实际上这些书中的资料来源并不一定可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乐之思想有过度发挥之处;再次,孔子既肯定乐的形式美,又重视乐的内容,提出的目标是"尽美""尽善",而《乐记》对此有篡改。总之,《乐记》强化了乐的教化功能,完全否定了乐的审美功能,僵化了乐的创作原则,从而使乐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教化的工具,这是对孔子思想的过度发挥,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孔子的思想。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