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独联体各国的“颜色革命”

2003年以来的"颜色革命"的发生与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的政治选择息息相关,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此进行"民主"渗透的结果。实际上,"颜色革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所谓民主政治全球化的有力武器,在这里,"权力"与"利益"才是西方国家实施革命的真实意图。由于独联体各国均面临着"革命"的威胁。对此,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正确认识民主显得尤为重要。     

“颜色革命”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的表面形式是选举夺权,而其背后则有一只若隐若现的手--国际非政府组织.从南联盟到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每个国家的反对派都有自己统一的标志性颜色,通过策划选举运动来达到和平夺取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这些"颜色革命"中起着相当重要的幕后探纵和推动作用.国际非政府组织表面上不受政府支配和约束,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另一种形式的扩展和延伸.不少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西方情报机关安插在前方的特洛伊木马,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警惕.     

"民主和平论"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

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种,"民主和平论"描绘了一幅在"民主制度"下国家融洽相处、和平永驻的美景.然而,该理论的论证从概念、事实到逻辑都存在着诸多悖谬和不周之处."民主和平论"设想由相同制度的国家取代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这深刻地反映了冷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想通过身份认同重构世界格局的愿望,"民主和平论"首先在美国兴起,主要是由于在目前对西方和美国相对有利的世界形势下,而美国实力的相对衰退使它对维护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感到力不从心,没有盟国支持,其地位无法稳固.没有民众的支持,其对外政策也难以持续贯彻.同时,冷战结束后西方失去了主要的威胁目标,因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的凝聚力大大下降,而制度认同是将以前的盟国重新凝聚起来的有效工具,所以克林顿政府,尤其是布什政府都打出"民主和平"的旗帜假手别国内政."民主"攻势愈演愈烈,同时也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     

“古阿姆”与独联体的未来走向

自独联体爆发"颜色革命"以来,原来沉寂多年的"古阿姆"又重新活跃起来,并且在2006年转变成为"古阿姆民主与发展组织"。在独联体一体化停滞不前的大背景下,"古阿姆"组织变身成为独联体地区一个非俄罗斯主导的地区组织。本文试图分析该组织的成长与发展历程、原因以及未来的走向,解读其对独联体的影响。     

论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的左翼政党

独立后的中亚五国经历了政治上由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多党议会制、经济上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双重转轨。新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吉尔吉斯斯坦共产主义者党、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保持了较为浓厚的原苏东社会主义政党的色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保护劳动群众的利益。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民主党、土库曼斯坦民主党、哈萨克斯坦社会党则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更倾向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民主、自由价值观,以建立人道的民主和法制国家为宗旨。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亚各国的"强人政治"传统、伊斯兰复兴运动、"颜色革命"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左翼政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     

西方民主政治解读

民主政治是一种思想理念与国家制度形态.西方民主政治泛指西方的国家制度形态,它继承了西方古代奴隶制民主政治的精华,在反神教斗争中逐步形成.由于西方各国的国情不同,又形成了诸种民主政治模式和原则,其目的都是为了表达和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     

俄罗斯“近外国”国家利益空间与独联体的关系维持

长期以来，俄罗斯视独联体国家为“近临国家”，是自己的“利益空间”。在经历了“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等外交战略后，俄罗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幻想不断破灭，俄罗斯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确保独联体这一“近外国”的国家利益空间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俄罗斯确保自身安全的有利屏障，也是其重振大国地位逐鹿国际舞台的重要资本之一。所以，在苏联解体后，在新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如何维持与独联体国家的良好关系在俄罗斯今后的对外政策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颜色革命"·美国的民主战略·对策

近期,从中亚到中东刮起了一股“颜色革命”的风暴,它与所谓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操纵的以和平的“街头政治”形式颠覆民选的非亲西方政权的系列事件,是一串“美国化”的事变。它的最大卖点是和平的非暴力的不流血的方式,它反映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势地位。我们应以两手积极应对。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大国对中亚的争夺

由于国际政治多极化及全球化的日益推进 ,不同政治体系之间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其他交往中构成了国际相互作用的结构或者体系。中亚问题已经成为多极化政治在国际上的体现。中亚国家独立以来 ,不同势力展开了对中亚的争夺 ,具体表现在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联体国家、美国、欧洲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在中亚的介入 ,这些国家或势力以不同的战略目标、不同的态势进入中亚 ,在独立 1 0年来不同时期中亚国家的外交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本文通过分析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中亚的争夺战中越来越侧重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共同嵌入 ,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新动向     

政权类型与战争结果:“民主胜利论”辨正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赢得了冷战,而且在冷战后发动的一系列针对非西方民主国家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催生了国际关系中的"民主胜利论"。该理论认为在政权类型与战争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民主制度的优势,民主国家在与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中更容易取得胜利。文章在对"民主胜利论"的主要观点进行阐述后,认为其赖以支撑的统计数据存在瑕疵,"选择效应"和"战场决胜"解释缺乏说服力,民主和战争胜利之间的因果变量关系难以成立。文章认为,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脉,"民主胜利论"的理论和逻辑错误深嵌于其浓厚的西方"民主"迷思和意识形态情结之中。     

在"民主"与"共和"之间——关于现代西方政制模式的一项逻辑分析

对当今世界的许多人来说,用“民主”一词冠名现代西方政治体系,已经成为某种日常言语习惯。但这种用法并不恰当。严格地讲,现代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既混杂了若干“非民主”的成分,更安装了一些“防民主”甚至“反民主”的部件。因此,出具一个简单的“民主”标签,不仅会误读现代西方政制模式,而且会淤塞思考大国善治问题的理论通路。事实上,今天被一并归于“民主”名下的文明政治成就,有许多来自别的政治传统,譬如“共和”。所以,应正本清源,在逻辑意涵和实践效能两方面给“民主”减负,重申“民主—共和”的互补型关系,而不能听任政治言说变成“民主”的单声道。     

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给我党先进性教育的启示

本文分析了原苏联成员国的中亚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内部根源,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角度出发,总结苏东剧变和“颜色革命”的教训,并在三个方面给我党先进性建设提供启示。     

西方"公民文化"之政治文化传统论评

西方"公民文化"之政治文化传统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公民文化从古代、经欧洲中世纪至近现代,经历长期涵养涵育过程,其前提是公民身份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和民主政治曲折发展基础上的确立,其内容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公民自由、权利义务、民主和法治等政治价值观的树立.就其在各国的实现而言,至今离其理想诉求和理念要求差距仍很大;但从普遍可以借用、借鉴的概念、理念、意识、观念而言,值得认真研究,吸取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其重视公民文化建设的经验也应引以为参考.     

关于俄美“新对抗”根源的几点思考

近来俄美围绕东欧导弹防御系统的激烈争斗显示,俄美关系的互动模式已经从原来既争斗又合作的温和态势向"对抗性"的争斗态势悄然发生转变;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变本加厉的"挤俄"战略,俄罗斯国力的日益壮大,俄美在社会发展模式和"民主"价值理念上的分歧以及能源因素则是俄美"新对抗"的根源所在。     

西方思想家“市民社会”论评析

在当代西方社会发展中,市民社会重新获得人们的青睐,一方面,源于在历史上市民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曾经是争取民主的主要力量,市民社会与民主似乎具有天然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则源于在理论上重新把握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迫切要求。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发展是市民社会概念复兴的社会基础。在西方,由于当代社会运动的平民无产阶级性质,重新复兴的"市民社会"具有非传统市民社会性质,是某种新形态的"市民社会",明确这一点,或许对我国今天的社会建设能有一些启迪。     

中国共产党"党报模式"的初始发展

《解放日报》于1942年进行了改版,它确立的“党报模式”成为党报发展的原则和基础;将它放到“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情境中进行再梳理,在说明其形成必然性的基础上,逻辑地勾勒出其内在特点。这样的梳理和回顾对处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情境下的党报发展具有历史借鉴意义。历时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中国革命”特点、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为此开展“整风运动”的过程;指出《解放日报》改版是顺应整风逻辑改革的结果,从而形成了党报的基本特点,进而党报以“党性”为基点、在着眼于宣传的基础上发挥指导功能;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党报的指导原则———全党办报、真实性原则和典型性原则,摸索出通讯员队伍建设的好方法。     

中亚国家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分析

“颜色革命”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动荡,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哈萨克斯坦却避免了重蹈覆辙,政治与经济的密不可分在中亚得到了又一次很好的诠释。尽管面临“颜色革命”的挑战,中亚国家目前也存在巨大的发展机遇。由于中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较大,国情不同,中国在发展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时应当区别对待,在发展贸易合作的同时,还应当注重发展产业合作,确定合作的优先重点领域,使双方合作真正从量变到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