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物品内生性供给的制约因素及其消解

农村公共物品的内生性供给是指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快速的发展和改善日常生产、生活环境,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农民以个体形式或组织化形式自主整合自身及其外部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供给其所需的公共物品的行为与过程。当前,农民的公共性需求与私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乡村自治系统的功能性限制和政府治理的不合理影响是制约农村公共物品内生性供给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提升农村村民的公共意识、完善乡村自治系统和改善政府治理。     

论新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趋向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了一系列新趋向,如"能人治村"、"大学生村官"、"一肩挑"设置和"三资代理"等.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的基层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治"扩大的过程.在村民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同时,党和政府也在不断地改进对基层自治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一系列新趋向表明,农村治理正在由原来的"村民自治"走向政府与村民的"合作治理".     

从“他治”走向“自治”——新中国农村公共生活模式的历史变迁与未来发展

公共生活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面,考察公共生活模式的变迁路径也是认识农村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生活经历了从“他治”到“自治”的模式变迁过程.“自治”的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村民的个体理性和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当然,“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促进农村“自治”的公共生活模式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健全网络化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力量,实现多元合力;通过实现优化调控,保障“自治”的公共生活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村民自治发展面临的矛盾与问题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发展进程中,形成了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村民自治实际运作中,因村干部素质低、村民自治制度不完善,以及"乡政"与"村治"互动中的困境等因素,出现了种种治理难题.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现阶段的村民自治正面临着农村社会异质化、村庄"分枝化"以及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等新情况的挑战.     

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三维分析

以转型期农村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看,村民自治运作环境、村民自治运作过程、村民自治主体行为3个维度对村民自治运作带来了影响.当下农村政治文化一方面客观上为村民自治运作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容的政治环境,影响着村庄公共权力组织的决策和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趋势,规范和制约着村组干部和村民政治行为的正确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情礼俗文化影响着运作环境的法理化,依附性政治心理影响着村民自治主体行为的自主化,家族文化影响着村民自治运作的公正化.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成效——基于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调查与分析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环节.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民主监督制度创新.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具有分权制衡、制度规制、全程监督、精英监察等特点.这项基层民主制度创新是农村治理危机、农民自主行为和地方政府主动推动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促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正向创新,又是有利于农村社会和谐与发展的正效创新.但是,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村民自治何去何从——对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建立的以村民自治制度为基础的乡村治理秩序,由于制度缺陷和制度无效的双重制约导致了村民自治的制度失灵和乡村治理的失序,从而造成了目前农村地区的严重的治理危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需要大胆解放思想,创新乡村民主的发展战略:一方面村民自治要实现从民主选举到民主治理的转型,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渐进培养起农民的公民性格和民主精神,使农村基层民主有效地运转起来;另一方面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推进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建构一个新型的、以乡镇乃至县域自治为基础的地方治理结构,促进乡村治理走向有序和善治.     

论基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乡村治理结构改革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难题。要确保国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政策的全面实施,必须改革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核心是理顺村民自治。一是改革县乡(镇)体制,设置与村民自治相适应的乡镇政府职能;二是公共财权下放与管理重心下移并举,建立“财、事、权”相统一的村民自治机制;三是构筑“两委”良性互动关系,建立完善农村民主自治机制;四是培育多元农村自治机制,为村民自治提供新型支持资源。     

现阶段农村村级社区公共决策探析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村级社区决策的制度安排与实际运作的考察 ,探析了村级社区公共决策的机制 ,指出村级社区公共决策的制度与运作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现阶段中国农村村级社区公共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因受环境因素影响 ,发生了种种偏离制度文本的现象 ,明显地呈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 ,村民自治基本上还处在“干部治理”或“精英治理”阶段。     

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新变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呈现出规模更大、流向集中与精英流动等特点。由于当代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影响,村民自治制度在村民的政治实践能力、基层政权与自治组织关系、自治组织的公共财政能力与乡村其他社会组织的政治能力状况等制度实施要素与环境方面出现新的重大变化,使村民自治制度运行出现新的变数。为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从制度的组织主体、运作过程及结构功能等方面作出新的调适。     

论法治与村民自治之冲突与调适

村民自治与法治作为我国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治理方式,存在着一些冲突,主要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村民自治在治理范围上的冲突和作为"普适性知识"的国家法律与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村民自治规范在治理内容上的冲突.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实行村民自治,我们需要正确划定国家权力与自治权力的边界,为村民自治提供成长的空间.同时,国家法律与自治规范需要进行双向的良性互动,以消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冲突.     

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探讨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我国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在新的形势下,我国村民自治制度面临诸多挑战,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村民自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急需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在分析了村民自治的本质及其自利性、非强制性、直接性和发展性等特点的基础上,从村民自治的立法、决策规则、组织结构以及救济途径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创新进行了初步探讨。     

使基层民主运转起来——吉林白城"三项制度"创新的调研与思考

村民自治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塞层民主建设方面的一项重大尝试,各地纷纷发挥村民的才智,不断创新基层民主建设.白城市以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为突破口,大胆创新村级治理机制,探索出了以"三项制度"为框架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体系,构建了农村预防腐败的新机制.这对于完善村民自治,保证基层民主有效运转,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村委会选举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治理——基于组织社会学的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农村社会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乡村社会的民主进程,村委会选举日渐规范化。学者们对村民自治的观察与研究大多以民主的视角展开。然而,民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主要关注选举程序及其民主效应,忽视了对组织环境因素的考察。实际上,村民自治是在乡村社会中实践的,村民自治的绩效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与规制。因此,借鉴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资源,从组织而非民主的视角考察村民自治,可以发现,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它深深嵌入乡村社会之中,更容易受组织环境的影响。在村委会选举中,村民自治组织因受环境的过度影响,有时无法按照设计的民主目标运转,出现了所谓的"目标替代"现象。而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带来的并不都是民主化,也不是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相反,有时却是选举程序与乡村治理的背离以及种种异化现象。为了促成乡村治理的善治,在程序民主的视角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组织治理的视角,使村委会选举更加契合于治理,以促进村民自治绩效的提升。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村民自治的价值

村级集体财产的治理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和根本,治理好坏直接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成败。近30年来,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其对村级集体财产的治理并不成功,根源在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模糊。我国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集体产权,更关键的还有国家对集体产权制度的具体建构与保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义,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确权""分权""赋权""活权",在坚持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更多财产权利,实现产权的多层明析和法制化,建立起可落地的集体产权有效治理的制度,从根本上厘清制约村民自治施行的"国家—村民自治体"和"自治组织—村民"两大关系,从而为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奠定切实的基础性条件。     

湖南省新农村建设与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研究

在湖南省的新农村建设中必须促进资源、环境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当前湖南农村地区正在面临生态破坏的威胁,必须在重视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本文从湖南农村当前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入手,研究我省农村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提出应探索和尽快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由多元化主体构成的农村环境公共物品提供机制,提高我省农村环境保护的效率。     

论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之模式与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枫桥镇是浙江省确立的三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之一.枫桥有着全国文明的"枫桥经验",其创立的依靠群众的社会治理模式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现时的枫桥,村民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相应提高.其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创立的"5+1"的监管模式,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农村社区矫正适合运行村民自治模式,并应选择村民法治路径.村民自治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村民法治路径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实施方略展示一个前瞻性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