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论略

贯穿有清一代的三家《诗》研究,在嘉道期间的全面复兴,以辑佚研究的大盛为重要标志。清代三家《诗》辑佚研究兴盛的原因与清代学术的发展相一致,并表现出自己独有的特征,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王应麟《诗考》的示范作用;二是辑佚研究体例多样,内容丰富;三是辑佚方法的创新;四是考据与义理结合的尝试探讨。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借鉴王应麟及清范家相等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三家《诗》进行了全面辑佚研究,成就了清代三家《诗》研究史上的杰作《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的考订呈现出以下特点:贯彻师法、家法宗旨,推求遗说;钩沉遗说,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考订精审,间及校勘古本;把自己推崇三家《诗》义的观念,融汇到对材料的收集之中;纠正前人误说,指出传本之误;善于比较。     

《全宋诗·寇准卷》文献述考

寇准是北宋初政治家和诗人,其传世诗共268首。众多学者对寇准诗作的整理和考证做出了不懈努力,但也存在几处失误:《全宋诗·寇准卷》辑佚部分误收《顶山》和断句一条,其它辑佚文章误收《题雷州广济寺》,《宋诗纪事补正》补正的断句存于寇准诗中。并且寇准《汉上偶书》诗在《全宋诗》和《全唐诗》中重出,后者误收。本文根据《全宋诗》"以人系诗,以诗存人"和"校是非为主,酌校异同"之原则,作以述考,供有意于研究《全宋诗》的学者指正。     

南宋社会文化学家王应麟仕履系年考释

王应麟是《困学纪闻》和《玉海》的作者,又是流传极广、影响至深的童蒙读物《三字经》和科举考试辅导读物《词学指南》的作者,他既是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贡献极大的社会文化学家。了解他的身世,是研究王应麟事功与学术成就的第一步。有鉴于此,笔者谨撰此文。     

论赵在翰《七纬》的学术成就及影响

赵在翰《七纬》的辑佚成果不仅对黄睪《通纬逸书考》、陈乔枞《诗纬集证》、顾观光《七纬拾遗》和《河洛纬》等辑佚著作有重要影响,而且其纬、讠鍼相分的观点,数量众多的按语,有关讠鍼纬篇目的“叙录”、“叙目”等对讠鍼纬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是讠鍼纬文献辑佚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     

《诗》有楚声论

《诗》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这是事实。但前人已指出,《诗》无“楚风”而有“楚涛”。这是从地理上考察的结果,主要是认为“二南之诗”大部分在楚国境内。“二南”即指“周南”、“召南”,其地望大部分在汉水与颍水之间,属楚国境内。宋代学者王应麟《诗地理考》曾对“二南”诗篇中所提到的江河水名等,作了详尽的地理考证,他甚至认为“今名夏口,即诗所谓‘江有汜’也。”如此,则“二南”之诗的地区已直达长江了。当然,对《诗》中的江河水名,不作专名提及时,不必太拘泥,但以此得出《诗》有“楚诗”的看法,还是可信的。我们还应该从音律、语言等因素上,看到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相互渗透融化的情     

金赵秉文佚作辑考

自清代以来,赵秉文作品的辑佚工作陆续取得进展,其中有得有失。笔者在为《儒藏》工程整理《闲闲老人滏水文集》时,新辑得集外诗1首、词2首、文6篇,现予以发表。     

杜诗《公安送李晋肃》臆说

《公安送李晋肃》亦题为《公安送李二十九弟入蜀余下沔鄂》。这首诗是杜甫大历三年秋末冬初将要离开湖北公安南下洞庭的时候写给李晋肃的送行诗。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杜甫的经历和思想,而且是研究中唐著名青年诗人李贺的一份宝贵资料。(见一九八○年《湖南师院学报》第一期,拙稿。)本文仅就李贺家世的问题,对杜诗作一些探究。先从诗题说起。早在宋代,蔡梦弼《增修杜工部草堂诗笺》在《公安送李晋肃》题注中就已指明:“晋肃即李贺之父,韩退之尝为贺作《讳辩》”。稍晚,王应麟《困学纪闻》,请代仇兆鳌《杜     

《史记》的“表”

历史上关于《史记》表重要作用的认识梁玉绳是清代著名朴学大师,他花了毕生精力,撰成《史记志疑》一书,摘取《史记》正文,分条详考。钱大昕称此书是可以和“三家注”相比拟的《史记》第四家注。《史记》一百三十篇,表只有十篇,但《史记志疑》全书的三分之一却是对史表的考辩。究其原因,表的错误更多一些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表在《史记》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梁玉绳在考析《三代世表》篇的开头说:     

王应麟易学思想研究

南宋王应麟的易学研究与刘牧的图书易、邵雍的数理易和程朱的儒理易有很大差异,其由象数入手,将象数与人文价值视野融为一体,阐释了《周易》经、传中的处世哲学和治国理想,秉承了浙东学派的事功精神,寄历史反思于学术研究,形成了多样化的援史解易模式,将易学史上的参证史事易推向纵深。此外,王应麟注重散佚易学文献的收罗和整理,其开创的辑佚方法和基本原则对后世尤其是清代学者影响深远,推动了清代学术形态的嬗变,故被梁启超称为"清代考证学之先导"。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三体唐诗》版本考

《三体唐诗》原本无注,或为"四卷"。大德九年(1305),圆至注付梓。今存元刊《唐三体诗说》二十一卷本,应当最接近圆至注原貌。后来又有残缺的二十卷本刊行。元以后,我国版刻的《三体唐诗》主要为圆至注二十卷本系统。至大二年(1309),又有裴庾注本。至少在元代,已出现了两种既有圆至注、又有裴庾注的注本:《诸家集注唐诗三体家法》和《增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皆三卷,后皆失传,赖日本翻刻本知其原貌。清康熙间,出现了两种删改圆至注二十卷本而成的新注本:盛传敏、王谦《碛砂唐诗》三卷本和高士奇《唐三体诗》六卷本。高氏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后何焯据明内府刊圆至注二十卷本还原、评批朗润堂刊高氏本。何氏批校本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泸州盐局朱墨套印出版。     

松筠和他的《西招纪行诗》

松筠是清代中期著名的边疆大吏、驻藏大臣,他对清王朝的边疆治理做出过较为卓著的贡献。同时,他还有一些咏藏诗传世。本文根据他的长诗《西招纪行诗》分析他的治边思想形成、表现以及其诗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论证其诗在清代咏藏诗苑的地位。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     

宋明理学与画学

本文运用了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梳理了宋明理学与绘画美学的发展关系。认为道学与心学的融合对立表现在绘画美学中,是山水画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的转变和对继承与创新的讨论。这种思想变化在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显示出文人画家在遭遇突变后的复杂心态。而《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撰写,代表了哲学与美学结合的智慧结晶,体现了明清画论的最高水平。     

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

作为宋初"白体"的代表诗人,王禹偁对白居易的接受尤其值得重视。多重身份的一致是他创造性接受白居易的前提。他突破宋初闲适之风的包围,不仅高扬了白居易的讽谕精神,而且还结合自身遭际努力认同白居易的贬谪态度;他不再限于学习白居易的某一类诗和某种精神,而是多方面拓展,极大丰富了宋初对白诗的接受。由此,他超越宋初一般白体诗人,成为宋初接受白居易的至高点。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宋代"妖言"罪源流考

中国古代法律多以“妖言”罪名钳制思想 ,严厉打击妄言天命行为。唐律将其区分为涉及国运休咎和人命休咎两大方面。宋代“妖言”罪名内涵扩大 ,北宋早期禁“夜聚晓散” ,后期禁“吃菜事魔”。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邪教”的称呼。     

台谏、舆论与北宋改革的命运

北宋时期发生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均以失败告终,御史台官员和谏官的舆论活动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庆历新政得力于台谏,又败于台谏的鼓惑;王安石变法自始至终就处于台谏的攻击下,蹒跚而行,最终失败。台谏制度到宋朝发生了重大变化,台谏职能合一,风闻言事,势力强大,作为"公议"的代表,社会舆论的中心,在北宋权力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对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