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家思想对董仲舒新儒学体系的影响

作为汉家思想旗帜的董仲舒新儒学体系,对墨家学说进行过吸收融摄和借鉴发挥,主要表现在天道观、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厘清董仲舒新儒学体系与墨家思想的内在关联,对于我们理解秦汉以后墨学思想演变发展的脉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

秦汉以后,墨家学派式微,逐渐衰落下去,但墨家的思想传统却融入到新的理论体系中。其中,墨家天道观就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主要表现在其天论思想和政体观对墨家“天志”、“明鬼”学说及天道思维模式的借鉴利用上。厘清墨家天道观对董仲舒儒学体系的理论贡献,对于我们理解把握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有重要的意义。     

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     

儒学的神学化与系统化——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为适应大汉王朝中央集权制的需要,董仲舒将战国以来的儒学加以系统化、神学化,为后世统一王朝奠定了大一统的理论基础.由于其思想适合了统治者的需要,使得儒学最终上升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辩证地观照其思想,其消极性不言自明.但其合理性也是不容抹煞的,因此,对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是科学的.     

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

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首先是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 ,第二阶段为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 ,第三阶段为宋明新儒家 ,清代可视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 ,第五阶段为当代新儒家。第五阶段中新新儒学的兴起在面对当代新儒家的盲点与弊执而进行再启蒙并回归原点再出发。此有两重点 :重点之一在掌握自我以掌握宇宙本体 ,掌握宇宙本体以掌握自我 ;重点之二在掌握天人一体的整体以面对现实 ,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儒学的艰难历程——从荀子到董仲舒

荀子对后代儒学的最大影响有三:荀子吸纳了法家的合理成分,使儒家的政治学说更具实践品格;与孔孟相较,荀子更加重视人臣的进言技巧与为政技巧;荀子极端重视儒家及儒家经典,成为儒学圣化运动的推手。从逻辑上讲,荀学乃是秦汉儒学的理论先声。经过数代士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儒学最终在汉武帝时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开始以此形式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

应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新世纪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一脉相承之处,诸如积极回应当下问题、努力尝试复兴儒学、建构儒学本体论等,但毕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两个群体重建儒学的理路不同,所构建的新儒学的思想资源和关注层面相异;建构的儒学本体论也相差甚远.“当代新儒学”试图避免“现代新儒学”的理论困惑,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的超越,并复兴儒学.但这个群体成员对于儒学的本体重构,或者太注重实际操作而显得“急功近利”,或者太“形而上”而难于被理解.“当代新儒学”的观点能否引起学界的共鸣和认可,人们拭目以待.     

董仲舒:早期中古文明的导师

本文将董仲舒及其学说置于文明理性发展的广阔背景来考察 ,认为 :董仲舒构筑了神秘化儒学新体系 ,并以之为动力 ,推进了儒学的政治化、教育化、法律化 ,将古代文明引向道德伦理理性的新时代。董仲舒是中国文明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型时代的导师     

儒学传统的转化性创造——李泽厚新儒学思想述要

儒学传统是否已经终结 ?传统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如何 ?传统儒学应该作出何种努力以开创新的局面 ?著名学者李泽厚对此有其独到的洞见 ,本文试图作一分梳和比较     

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回省与展望──写在《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出版之际

现代新儒学研究改变了以往将儒学简单归结为封建文化甚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促使人们一分为二地“同情了解”儒学并认肯了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之一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这一研究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思考,使国人对必须树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理性自觉,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理论的发展。广义的新儒学概念有其合理性,内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决不能归结为是要搞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学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良性互动及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是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应当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重要问题。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比较

本文认为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同时 ,也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认真分析它们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对于认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意义     

论董仲舒的政治神学

在过去的研究中 ,学者们从多角度探讨了董仲舒的思想 ,如天人感应论、人性论、灾异论、政治论等等 ,并指出董仲舒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或政治思想体系。关于这个新的思想体系的基本性质 ,学界通常认为是新儒学。本文从政治神学的角度透视董氏学说 ,认为董氏学说具有政治神学特征 ,即政治学与神学相辅相成。没有政治学 ,其神学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 ;没有神学 ,其政治学就失去了理论上的终极关照。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新比较主义与当代西方儒学的趋向

文章重点探究和阐析当前西方儒学中新比较主义（New Comparativism）的趋向,揭示其如何构成西方儒学的一场重要思潮运动。“新比较主义”不断从新对话、新语境、新历史、新文本的角度关注全球和地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试图通过不同文化差异的“并置（Juxtapositions）”和比较来理性客观地建构意义及其有效范式,并审思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即不断地从新的角度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框架下进行比较。在考察这一趋势时,关注和讨论一些有争议甚至令人困惑的焦点论题。新比较主义思潮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开辟了当代西方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可以将孔子思想更广泛、更深入地延伸到西方知识界的其他人文领域,甚至普通民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