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理论视阈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治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快速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有效的应对、防治措施是当务之急。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寻构建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长效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中政治型事件增加,组织化程度提高,而且冲突形式逐渐升级。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基层政权政治整合能力差;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体制意识开始形成。防止和减少此类事件的对策:一是调整利益结构,减轻农民负担;二是推进政治改革,健全农村治理体制,三是增强法律观念,规范公共参与行为;四是建立危机管理体制。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从群体性事件看转型期社会心态

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传统中,群体性事件属于集体行为研究的范畴。中国社会几十年的社会转型,在取得了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与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相关联的社会心态现象。从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由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心态失衡状况;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了阶层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冲突意识和泄愤情绪等消极社会心态;群体性事件反映出了社会信任特别是民众与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严重缺失的状态。简要的动力学分析表明,心态失衡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储备了基本的社会心理能量;社会冲突意识强化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边界激活作用;社会信任的缺失削弱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     

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及预防处置策略

转型期陕西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呈多发趋势,究其源头有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也有当事人法治意识淡漠的主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办事拖沓,不作为,致使一些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由小事情演变成群体性大事件。虽然其呈现多发性态势,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向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转变趋势,但它不是要推翻党和政府,而是迫使政府满足自身诉求,应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有从源头上预防和处置,构建农村重大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畅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建设透明公正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农民法律意识教育与养成,完善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化解制度,强化重大事件源头预防、预警、预控,才能杜绝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及时处置。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农村群体性事件成因再探讨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已成为阻碍我国农村和谐社会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需求急剧增长与当前制度化参与途径短缺同时并存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一些基层官员的寻租行为、政策失误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农民制度化参与意识薄弱和参与能力不足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重要社会基础,不良社会群体与组织的影响是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催化剂.     

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角色失当及纠正--以“南平医闹事件”的解决过程为例

医惠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在医疗领域的具体体现。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在协调解决医患冲突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医患冲突群体性事件,政府行为不尽如人意。以“南平医闹事件”为例,分析事件发生过程中政府的态度和行为,指出政府在解决医患;中突事件中存在角色失当行为,建议政府通过依法行政维护医疗秩序,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群体性事件社会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正是现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综合反映。文章试从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意识、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社会功能、社会治理等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乡镇政府主导下的多元调处机制研究——以山东省DM乡群体性突发事件为视角

转型时期,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呈明显上升趋势,乡镇政府在农村群体性事件多元调处机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和地位。但乡镇政府主导参与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多元调处机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探寻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根本原因,深入研究其体制、机制的不足,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调处机制,对提高乡镇政府应急能力、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实现村民自治及建设小城镇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与治理对策——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社会资本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发育不成熟,在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必须壮大社会资本,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法治理念和公共精神培育,转变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完善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有效实现。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     

基于价值累加理论的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及治理

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探讨如何处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结合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实际,分析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并相应提出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也为其他冲突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农村灰黑势力及其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总体是安定和谐的.但灰黑势力在某些农村局部地区呈现一种非正常发展态势,成为许多农村群体事件的幕后推手.灰黑势力以其利益排他性、对抗性的亚文化;对农村公共利益的觊觎;组织载体性;暴力化的利益诉求手段和直接参与等深刻影响着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增加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复杂程度和处置难度.惟有消弭农村灰黑势力的物质与社会条件,打击灰黑势力在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提高基层组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才能遏制灰黑势力的扩张,维护农村政治稳定.     

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化解社区矛盾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已由过去比较单一的社会结构向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变,在经济关系上,利益主体更为多元,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利益需求更为多样。因此在这个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都比较多发。据公安部统计,2004年上半年,由利益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     

边疆民族群体性事件:概念、治理模式与研究展望

"民族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衍生或次生概念,从"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特征上看,属于冲突或社会冲突的范畴。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主要有"违法标准说""主观标准说""客观标准说",反映出不同学科对群体性事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差异。西方学术界关于族群冲突治理的向心主义模式与协和主义模式理论模式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存在的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两个模式之间存在的差异:(1)前者倾向于大众参与,后者倾向于精英政治;(2)政治妥协达成的时机不同;(3)向心模式主张温和的"中间派"主导政治生活,协和模式主张由温和派与激进派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4)两者在具体选举制度有着根本不同,协和模式实行偏好投票制,协和模式主张实行名单比例代表制。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河北省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探索

突发群体性事件是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的、冲突激烈的社会安全事件。它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必须积极探索应对方略,以便有效防止其发生。一旦发生,须及时妥善处置。文章对河北省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作了初步探索。     

维权话语与抗争逻辑——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研究围绕着农民维权话语的建构和农民群体性抗争模式总结两条主线展开。转型时期农民平等权的缺失成为维权话语建构的社会基础。在农民维权的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农民的群体性抗争行为进行了总结,提出“日常抵抗”、“依法抗争”、“以法抗争”、“草根动员”和“依势博弈”等五种抗争模式。本文在回顾五种抗争模式的基础上对各种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和说明。并就农村群体性抗争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