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编撰研究是中国书籍编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述论

《文选》李善注引唐前别集四十余种,此四十余种书后世几乎全部亡佚。今凭李注尚能窥唐前部分别集之一斑。尤为可贵的是,李注不仅援引唐前别集中资料注释《文选》,还据别集中原文与《文选》诗文作比勘与考证,保存了文本的一些异文,显示了《文选》诗文在别集、总集中的一些不同面貌,可为探讨《文选》诗文前源文献以及《文选》的成书情况提供线索,并有助于考察唐前别集的编纂体例。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来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四库馆臣对别本的认识、处理及利用——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的考察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及存目图书多达万余,每部图书均撰有提要并注明来源,在撮举大凡、条列得失的同时,对部分图书的版本亦有所交代,但多数情况下语焉不详,偶尔直接忽略。修纂《四库全书》时,汇聚四库馆的图书不乏异本,馆臣概称之为别本,主要包括同书之别本、别集或丛书之别本以及某部图书部分内容的摘出别刻本。鉴于别本的复杂性、特殊性以及质量参差等问题,在遵循“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者”著录、“俚浅讹谬者”存目之原则的前提下,馆臣采取了正本别本均予著录、著录正本存目别本、正本别本一并存目三种处理办法。同时,馆臣还利用别本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校勘补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馆臣对别本的利用,以及珍视文献、甄别取舍的审慎态度。     

略谈“别集”

<正> “别集”是一个作家全部或部分作品的综汇,在“四库”中隶属“集部”,是祖国文化宝库中灿烂的珍贵遗产。研究这份遗产,分作品内容方面和著作形制方面两类学问。本文所谈属后一类范畴。一、别集的渊源流别《世界学典》云“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楚辞”是西汉刘向编辑的战国时期楚国屈原等人的作品集,是集体著作的汇编。先秦时期,著述有专职,且所作皆是“非常文体”的学术著作,真正的文学创作尚处于不自觉的无意为之的状态,个人作品屈     

宋人总集编纂的文体学贡献和文学史意义

总集的编纂与中国古代文体学密不可分,是文体分类、文体理论批评以及文体形态深化研究的渊薮。宋人总集编纂的繁荣与成熟,在中国诗文选本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样,宋人总集编纂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文学史上的文学运动、文学流派和文艺思潮等都有很大影响。     

《毛诗正义》撰者及编撰时间考论

《毛诗正义》虽作为《诗经》注疏史上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但其撰者及编撰时间学界说法不一。本文详细考辨了《毛诗正义》的编撰、修订次数及具体时间 ,缕析了《毛诗正义》的各次参撰者 ,以期有益于对《毛诗正义》的进一步研究。     

从孙鑛《排律辨体》看晚明诗文总集的某些特点

以传世孤本孙鑛<排律辨体>为例,探讨晚明诗文总集某些体制变化和内容特点.主要在于:明代中叶以后,诗文总集卷首一卷的形式广泛流行,编纂者常常利用卷首的凡例、总论或题识,集中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诗文总集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从此更为密切;单一文体的诗文总集不断出现,说明当时对于诗文形式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而在选题或诗文篇目选择方面,编纂者更加注重别具一格的出新,以及尽可能地追求完整和保持原貌.<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否定晚明总集的说法,需要重新审视.     

论《文选》选赋义例二则

《文选》是按文体选录各类文章佳作的诗文总集。其赋体的编排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文选》于全部文体中列赋体为首位,体现出萧统自身的文学见解,同时又是受前人编排体例以及大赋体所处地位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文选》将骚、赋分体,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前人骚赋观念混淆不分,萧统别骚于赋反映出其明确的文体辨析意识。     

《盐铁论》后半部非臆造之作论考

西汉昭帝时期 ,曾召开了一次旨在讨论汉武时期某些政策得失的盐铁会议。至汉宣帝时 ,桓宽依据其所见到的盐铁会议记录撰成《盐铁论》一书。此书《七略》及《汉书·艺文志》皆有著录 ,且班固称桓宽“推衍盐、铁之议 ,增广条目 ,极其论难”而成此书。其后之历代史志著录皆承此说 ,别无异辞。至清 ,姚鼐始疑《盐铁论》中 42～ 5 9篇所论为桓宽臆设之言。台湾学者赖建诚先生继之又提出此问题 ,并加以考证 ,称《盐铁论》后半部文字并非根据盐铁会议议文而撰 ,而是桓宽臆造的结果。笔者剖析了赖氏言论中的疏漏之处。又举出大量实据 ,从而证明《盐铁论》后半部分非桓宽臆造之作     

《古文苑》辑录作家及其别集流传蠡测

《古文苑》辑录了八十五位作者的二百六十四篇作品,其中五十七位作家,《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等七部目录书籍曾经著录（或没有著录）其别集。通过考证这五十七家别集在唐到元初的散佚及重辑情况,发现《古文苑》在这个由佚到重辑过程中起着巨大作用。     

李攸《宋朝事实》的编撰及其史料价值

南宋史家李攸编撰的《宋朝事实》,是以记载宋代典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部史书.但因作者生平事迹和《宋朝事实》的编撰过程不详,以致后人对于其书名、撰人和卷数的记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书名分别有《本朝事实》、《皇朝事实》、《国朝事实》、《宋朝事实》;其撰人分别有李攸、李伋、沈攸、沈收;其卷数分别有六十、三十、三十五、二十.《宋朝事实》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补充《宋史》等史籍纪事缺漏,二是订正《宋史》诸书记载舛误,三是对《宋史》诸书存疑考异,四是为宋、明人编撰类书征引取材.故历来为研治宋史的学者所重视.     

《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下)

三、子部1 儒家类附 :儒家类存目《孔子家语注》八卷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简疏议》 ,已著录。《正蒙集解》九卷清李文火召撰。文火召有《周易本义拾遗》等 ,已著录。《近思录集解》十四卷清李文火召撰。文火召有《周易本义拾遗》等 ,已著录。《道林诸集》明蒋信撰。信字卿实 ,武陵 (今常德市 )人。王守仁谪龙场过其地 ,往师事之。嘉靖初 ,贡入京师 ,复师事湛若水。嘉靖十一年(1 532 )登进士。累官四川水利佥事 ,迁贵州提学副使。后以擅离职守被除名。其学注重实践 ,湖南学者宗其教 ,称之为“正学先生”。《此庵语录》十卷清胡统虞 (1 6…     

文体学理论方法参照下的词谱编撰——徐师曾《文体明辩·诗余》的贡献与意义

徐师曾的《文体明辩·诗余》因长期受到《啸余谱》的遮蔽,故历代研究较为薄弱,或多关注其文体学一隅,或仅局限于词谱学的范围。实际上,徐师曾是在文体学理论方法的参照下编撰《诗余》图谱的,他借用了图谱的形式对独特而多样的词体进行阐释和印证,对文体学和词谱学都做出了开拓和创新,因而具有双重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是文体分辨与词谱编撰的结合与共存;其二是作品采选和文献征引的拓展与丰富;其三是图谱编撰和谱式设计的改进与创新;其四是词调分类和编排体例的创新与突破;其五是同调异体和词体分辨的开拓与深化。     

《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

《文镜秘府论》编撰意识的形成和嵯峨天皇及“一多后生”有关。空海和嵯峨天皇交往密切 ,《文镜秘府论》强调文章济时拯世 ,亦适应嵯峨时期教化百姓的政治需要。空海可能通过嵯峨天皇利用了宫中所藏资料 ,空海向嵯峨献表谈到调声、避病、格律等《文镜秘府论》的重要内容 ,这对引发《文镜秘府论》的编撰会起到某种作用。“一多后生”的“一多” ,指《周易》变化成卦“两少一多”的少阴之数即 32这个数 ,可能指“后生”的年龄。空海编撰《文镜秘府论》在 817年左右 ,实慧正好 32岁 ,因而“一多后生”当指实慧。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论唐代科举与唐人编选诗文总集之关系

唐代举子科考应试,以及考前的纳卷、行卷等,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诗文总集模仿借鉴。同时,举子活动促进了送别、唱和集的编纂。因此,唐人编撰诗文总集对唐举子应试有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科举考试的发展又丰富了诗文总集遴选内容、编选标准以及编集体例;科举与市场需求对唐人编纂诗文总集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科考环境影响下,与之相关的一些诗文总集价值不高。     

盛世诗史:《国朝山左诗钞》中的诗人族群关系与其史传意识

《国朝山左诗钞》是一部收录清朝山东诗人的地方性诗歌总集,编写者为德州卢氏家族十二世孙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在艺术建构与诗史建构上均有独到之处。在艺术建构上,卢见曾以“钞而非选”作为原则,具有回避诗歌流派相竞、退出文艺审美之争的意味,彰显了编写者书写清初易代至康乾盛世山东诗史的艺术建构理想。本文以《国朝山左诗钞》的诗史建构为中心,首先对作者身份与诗歌内容进行研究,通过对科第、家族、师承、诗歌流派、时代书写五个角度的梳理,分析《国朝山左诗钞》以社会性复现为中心的艺术建构;其次对《国朝山左诗钞》总体选诗原则及其收录过程中的优先性策略进行分析,发现《国朝山左诗钞》在选择诗人的原则上,重于存人而非存诗;在选择诗作的原则上,重于事义而轻文辞;在判明诗人等第的原则上,使用“史、人、文、典”作为评价标准,并通过为诗人分等、依序按量收录诗歌的方法,确立了山东诗史的秩序之纲。通过《国朝山左诗钞》的编撰,卢见曾提出了以“建立诗史”为中心的新的选学标准,替代了以诗论、艺术论的旗帜作为诗选学标准的方式,彰显了自己的艺术评价建构体系。这背后隐含着编者对以诗选学为战场展开的艺术论争的不满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