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老年多维贫困测量:概念与视角的转换——基于A-F法及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与精准扶贫发展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识别并缓解老年贫困,是检验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运用Alkire Foster方法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测算模型。依据2014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CLASS),以11个省（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健康程度、养老服务、可行能力、社会参与、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收入并非老年贫困唯一致因,随着维度增加,老人贫困规模扩大、贫困程度加深;城乡、区域多维贫困差距增大。因此,应加强对老人贫困多维度识别与测量,对不同类型贫困老人提供“问题响应型”或“需求响应型”等多样化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构建多主体、分类分层的帮扶网络和保障体系。     

基于多维识别体系的民族地区贫困测度

民族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限制,较易陷入贫困的境地。为考察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程度,对“后减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文章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第5轮数据(CFPS 2018),采用较为科学的层次分析法和AF法为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多维贫困识别体系并进行测算。经分析可得出如下结果:在少数民族地区,收入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较小,汉语教育和基本生活设施的不完善是产生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不同民族之间的反贫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与城市相比,民族地区农村的多维贫困率远高于城市。因此对于下一阶段的相对贫困治理,民族地区首先要结合自身实际,构建有针对性的多维贫困识别体系,以提升相对贫困治理的精准度;其次要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侧重于改善农村生活设施和提升教育水平;第三要对贫困深度整体较高、反贫困能力弱的民族地区进行针对性帮扶。     

新贫困陷阱:少数民族地区信贷扶贫政策反思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家庭因其落后的家计模式导致深度贫困,而消费的现代化滋生家庭信贷需求。信用社的信贷扶贫政策创新为农民贷款提供了便利,然而,贫困户因其实物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信贷经济货币化特点不适配、不固定收入与信贷固定支出不适配、农民家庭低积累和信贷高额本息的体量不适配,导致部分贫困家庭因无法按期偿还本金,通过“利息养本金”的方式不断追加债务,陷入新贫困陷阱。对此,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应该通过激发家庭发展能力、教育农民观念而实现家庭积累;同时完善信用社贷款政策,控制农民因信贷致贫的风险。     

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物质生活贫困问题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贫困系学界关注较少的一个问题.基于收入与住房两个层面得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物质生活层面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从结构与文化视角立足于城市体制性因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人力资本因素以及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贫困文化等层面剖析了致贫原因,提出从发展教育培训提升素质、强化城市社会救助支持、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消减贫困.     

武陵山区多维贫困的测量、分解及政策蕴含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武陵山区农民的经济贫困,对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却鲜有关注。通过对该地区农民的多维贫困进行测算和分解后发现,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水平显著高于2006年中国农村的多维贫困水平;其中卫生设施、燃料、住房这三个维度对该地区的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最大;贵州省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因此要改善武陵山区农民的多维贫困状况,一要设法打造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二是建议国家设立“武陵山区专项扶贫基金”进行“特困特扶”;三要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素质,改变农民生计方式。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现代贫困研究：从绝对到相对再到多维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致使“相对贫困”成为一个活跃的热词。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是界定和测量贫困的两种方法,二是制定反贫困政策的两种理念。作为政策理念,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既有差别,但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对贫困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种发散的思维和包容的氛围,从而产生了多维贫困和多维贫困指数等新概念。在现代贫困研究的过程中,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是随外部环境变化而在政策理念和行动策略上的响应,现在的问题是要将其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文章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少数民族聚居地贫困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教育产业化”色彩极为浓厚,相对的高学费准入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大学生的择校、入学、求学过程产生了极大的压力。现有资助系统及政策的严重问题,也使这一弱势大学生群体的受助水平处于无奈的不公平境地。必须坚决通过系列多层完整的制度创新,对现有资助政策缺陷问题实行彻底的改革。     

不同民族农村居民多维贫困测量与减贫措施研究——基于重庆市渝东南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调查

采用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采集来自重庆市渝东南地区295个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从教育、消费、居住、闲暇、健康和社会关系6个维度分别测量了土家、苗和汉族居民的多维贫困状况,得到如下结论:一是不论采用几个维度的贫困指标,汉族居民的贫困指数均高于土家族和苗族;二是从多维贫困来看,闲暇、教育和居住贫困是不同民族共同面对的问题;三是从单维贫困比较来看,土家族居民的贫困主要反映在教育、居住维度上,苗族居民反映在健康、社会关系维度上,汉族居民反映在消费、闲暇、健康维度上。基于此,提出相关减贫措施。     

山西省新阶段农村贫困特征及致贫成因分析

作为能源大省的山西,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特征,山西减贫成效显著,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并呈现出以暂时性贫困为主,多维度贫困并存的特征。致贫因素也更加复杂,自然和地理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自然灾害频繁;收入来源单一,非农就业不足;劳动力文化程度低,教育负担过重;医疗负担过重,因病致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缓慢等成为山西致贫的主要因素。通过分析山西新阶段贫困特征,为政府制定更有利于穷人的扶贫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相对贫困的国际测量方法、运行实践及启示

科学合理设定相对贫困标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是识别和监测相对贫困人口的基础性工作。国际上常用的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包括单维收入贫困测量和多维相对贫困测量。通过明晰不同类别相对贫困测量方法的基本内涵,结合典型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可能给中国制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带来的启示。同时指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贫困治理目标,应采取多维相对贫困测量法,除考虑收入维度外,还要考虑教育、医疗、住房、基本公共服务、享有社会保障权益等维度。此外,因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地区差异并建立灵活的阈值动态调整机制。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时空演化——基于110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利用GIS对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结构进行了刻画和分析,运用2000-2010年110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面板数据构建的贫困综合指数,对贫困的动态特征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1）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区和民族地区高度重叠的特征;（2）贫困重灾区和贫困重度区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的边界地带;（3）2000年以来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度在总体上得到了很大缓解,但诸如粮食等关系到民生问题的领域仍存在发展瓶颈。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城市多维贫困现状及解决对策——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

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的任务基本完成,从此,我国进入了以相对贫困为主要表现的后小康时代。反贫困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反贫困的长效机制,提出反贫困的相应对策,才能产生解决贫困的较好效益。     

我国山区少数民族贫困成因的框架分析——基于市场参与率的视角

山区少数民族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一类群体.文章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率是决定人们收入水平、是否贫困的直接原因.在实证分析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参与率、受教育水平的基础上,以市场参与率为视角,从山区和少数民族两个维度分析了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的成因,认为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致贫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得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市场参与率低,贫困率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