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乡的变奏——阿来小说创作探析

阿来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缘于阿来独特的出生背景与生活经历,原乡成为其小说创作的重要想像空间和叙事资源。阿来在小说中对独到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书写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是其对故乡的独特表达与追忆,既有对藏区现实的反映与折射,又有对藏族族群的想像与摹写。阿来小说中的原乡叙事让人们不仅从地理空间上识别了他的故乡,而且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确认了藏族符码、重释了藏族历史。原乡叙事不仅是阿来的小说创作特色,而且是其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亦是其情感的寄托与文化的承载。     

论《吉陵春秋》的“恶托邦”书写

在《吉陵春秋》中,在台马华作家李永平藉由"借来的空间"——吉陵镇万福巷,以异乡人的"恶托邦"情结投射想象国族的堕落失贞、罪恶原乡的含混无序,意在重构消逝的辉煌古文化中国图腾。李永平力图通过"恶托邦"书写在文本中的呈现,着力探究"恶托邦"的生成机制,彰显身份认同游移与离散的焦虑、文化原乡颠覆与终极追寻的美学追求。     

基于消费者偏好的住宅市场细分研究

文章以消费者购房偏好为视角，以中国大陆房地产开发业相对发达的城市广州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析出影响消费者购房的偏好因素有建筑设计、物业管理与开发商、户外环境、感知途径、价格与收费、学校、室内装修、位置与交通8项因素，由此将购房者分为追求完美型、崇尚环境型与务实自信型三个类群，并对其进行特征描述。研究表明，中国大陆与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在购房偏好方面既有相似，又存不同。     

灵魂的颤动与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时期文学读幽

中国新时期文学显示了自己"独质"的特征,已经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镜相的一部分既有传统文化、道德、政治的多重负荷,又有外来话语、本土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抑印痕;创作主体的审美走势既有对抗又有认同,既有消解又有重构,既有妥协屈从又有沉默抵抗.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程序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物质上享受的范畴越宽,精神上的空间却越来越窄.文学艺术作为对从物质到精神的双重反映,其深层的指归则是精神的核质,是人类的灵魂.基于此,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遍性视野的同时,竭力从事本土性和区域性的建构,既思索"世界文学"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又着力发掘和创造处于"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与文化个性--这其实是一个更为博大的"民族寓言".因此,如何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灵魂的颤动",如何使民族寓言的精神传播更加深入文学的核质,应该成为每个不甘平庸的中国作家努力思考和自觉行动的艺术追求.     

难以抹去的青春写作——以春树的小说创作为例

对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女性写作,人们有很多认识误区。究其实而言,她们的写作还是一种当代中国女性写作传统影响下的正在成长中的青春书写:既有性别意识的凸显,又有性别姿态的显然夸大和扭曲,既渴求树立其年龄阶段的话语表达方式,又显然缺乏更高的审美价值追求。与女性写作传统比,其承接中既有时代和年龄的变化,也有书写意识和美学追求尚不协调的矛盾。     

怀恋“原乡”——甫跃辉《动物园》的一种解读

《动物园》讲述了顾零洲的城市生存体验和一段情感经历,在极具隐含意义的文本中表现的是以"出租屋"为特征的城市体验和以"动物园"为符号的"原乡"追寻。于二重叙事空间里,城市体验难以认同,精神"原乡"又终不可达,他终将继续游移、漂泊于现实与想象的两重世界里,身体如浮萍无处安落,心灵似梦幻无地生根,生命的痛苦与爱情的悲剧,大抵上皆源于此。     

地景的再现——论吴岸诗中砂劳越的地志书写

马来西亚诗人吴岸的不少诗作,非常专注于地方感的挖掘、记录与书写,如他的早期作品《盾上的诗篇》《达班树的礼赞》《重上拉让江》,到他晚年,更是以一整本诗集叙述其故乡古晋的共同存在感,以及巷道、街景、老屋、市貌等等的描绘,处处展现了他作为大马诗人对乡土家园的一份恋地情结(topophilia)与存在之思.通过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志书写,讨论吴岸是如何透过其诗作,去感觉、想象、记忆其笔下的地方与地景叙述,以其所建构的文学景观与空间场域,透显着内心对砂劳越的认同意识,由此,探析此类诗作的书写意义.     

都市·身体·语言——朱天文小说论析

朱天文是华语文坛上最优秀然而也是最难解读的小说家之一。从都市书写、身体书写与语言书写三个方面深入探讨,由此发现其一以贯之的后现代抵抗姿态。朱天文书写的台北是都市的台北、后现代的台北,借由这一书写,她填补了华文文学中书写抵抗后现代大都市的空白;朱天文的身体书写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借由书写情欲展开后现代分崩离析的认同探讨,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她对生命对时间的焦虑;而语言是朱天文作品最醒目的标志,她不断地试验中国文字的表现力,终于在《巫言》中大获成功,对她,语言/书写既是抵抗后现代的一种姿态,更是她生命的形式,她的原乡所在。     

《伪满洲国》:在历史虚拟中回望精神原乡简

迟子建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中，采用编年体叙述模式，书写了伪满洲国十四年的历史。她从各个阶层中挑选人物来写，一个个看似普通却又恰是伪满洲国社会的一个个切片，众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战争当中，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回归到精神原乡，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他们成了失根的一群，只能在历史虚拟中对精神原乡投去深情的回望。     

论吴浊流小说中的祖国认同

文章以吴浊流小说中对于岛与大陆关系构成的叙述为探讨对象,意图从此一类叙述中,梳理出吴浊流如何揭示新一代台湾人的"我城"心态为一认识上的误区。此外,亦从吴浊流书写上述一类叙述时隐含的态度,论述吴浊流对于"中国"此一文化身份的认同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小说中,当吴浊流终于确认了"我城"心态的不合理性之时,其实也就是否决了"我城"心态持有者对祖国由希望到失望这一立场的合理性。换言之,吴浊流其实也就是解决了自己徘徊于岛与大陆之间的认同困惑,确认了自身的祖国意识、原乡情结,实现了自身的祖国认同。     

“眺望原乡”解读——以《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边界望乡》为例

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与洛夫的诗歌《边界望乡》中均出现了"眺望原乡"这一经典场景,其中的主人公站在可以远眺大陆原乡却无法跨越的临界点上,时序错置和空间位移是其无法绕开的心灵症结,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悖谬感和孤绝感。这种由于历史归属感的缺失而生发的原乡感受自身具备了高度的精神张力,并构成了当代台湾文学中一种特有的沉重话语。     

漂泊在古都的梦里的追寻与反思——马华作家林幸谦诗歌创作论

林幸谦,马华文学的代表人物。海外华人的身份,使得林幸谦的诗歌中充满了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他以位于边缘的文化身份对中国进行着追寻与反思,并展现出漂泊的诗学风格。     

国族寓言与女性主体建构: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的离散和流亡主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女作家的离散流亡主题书写中,聂华苓是最受瞩目的一位.她将漂泊流亡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的变迁相结合,在小说创作中始终不渝地关注“流浪的中国人”的创作主题,《桑青与桃红》就是其代表之作.小说中,作者融合了自身“逃亡”的经验,将主人公的流离命运和人格分裂融入了民族国家政治斗争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凸显了该时期文学的离散美学品格,另一方面,以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作者身份认同的多重焦虑,既有国族认同的纠结,又有女性自身主体地位建构的迷思.     

认同与/于“卑贱”：萧红小说的性别、乡土与国族

纠结于女性经验、乡土意识与国族想象之间,萧红小说的性别叙事前后有别。其早期小说通过书写卑贱而祛除卑贱,从而汇流于左翼革命大叙事;而后期小说则摆脱启蒙现代性话语的束缚,最终认同于一个卑贱的乡土中国镜像——呼兰河。否认/承认卑贱、追求/抵抗现代性的矛盾辩证,贯穿于萧红创作始终,并映照出其作为一个左翼中国娜拉的宿命:"她们"在服膺于社会革命、妇女解放、民族国家等现代神话同时,也难以祛除对于庶民草根、女体肉身、乡土中国等卑贱物事的移情与认同。     

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

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侧影，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形象从儒佛冲突的调和、佛道精神的沟通和佛教自身的变革3个层面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内在可能性逻辑，其入世修行、逍遥应世、道德自救等行为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人格理想模式追求、人生境界追求和艺术创作等产生积极影响。以“在家修行”和“在欲行禅”方式而获得精神解脱的维摩居士，通过自身道德行为规范，将佛教的他力救赎与自力救赎有机地融入社会规范中，从根本上消除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实现了自我人生境界“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相互衔接，既较好地调适了儒佛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又在与道家追求逍遥自由的最高精神沟通中，破除世俗社会对佛教“出世”概念的狭义化理解，突出彰显中国化佛教既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意义、又充分关注现实人生解脱之道的特点。由此，士大夫化的维摩居士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开启了一条心出世而身入世的新人生模式，并为他们将相对抽象的佛禅义理上升为对自我人生实践的内在超越提供了指导。     

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四书》学的忧乐情怀与宋儒的内圣之道

以人文关怀、人生意义为出发点的中国哲学,既呈现出忧患意识,又包含有乐感精神,其实应该用"忧乐圆融"来概括。宋代士大夫在推动儒家哲学化的内圣外王之道建构过程中,其出发点就是一种兼容忧乐的情怀。宋代士大夫既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又追求"孔颜乐处"的超然境界。宋儒通过挖掘《四书》中的忧乐情怀,找到了儒学及中国哲学的深层精神。他们还进一步对《四书》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将《周易》的宇宙哲学与《四书》人格哲学结合起来,建构出一种超越精神的内圣之道和天人一体的性理之学。     

论饶宗颐的生命精神

饶宗颐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人格独立,是饶宗颐生命精神的主旋律,贯穿着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他这种独立人格,既体现在对政治功利的自觉超越,又体现在对流俗的自觉超拔,并藉此践履了其为学术而学术的纯正学术理想。与独立人格相联系,饶宗颐极具创造精神,追求崭新复绝的境界。其生命精神的养成,既有家学渊源、个性气质的因素,更在于他吸取了中西哲学的智慧和释道二藏的宗教精神,亦与香港的因缘有着紧密的关系。     

穆旦晚年诗歌艺术之探究

穆旦晚年的诗歌创作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歌颂与向往,展示了人情、人性美好的一面。他晚年的作品突现其坚毅的精神,展示了人情人性的至善至美,较之以往的诗歌创作更注重表达内心的体验与感悟,诗风更加深邃成熟。他晚年的诗作对以往诗作既有继承,更有发展与超越,放射着迷人的光泽,书写着中国新诗的辉煌,并成为永恒的经典。     

都市漂泊者的乡村物语——聂茂早期散文的主体精神及其价值认同

聂茂早期散文作品,主要以故乡作为聚焦对象,以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为线索,抒写自己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怀念与挚爱,手法大都以记叙为主,也夹杂着少量的议论和抒情。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农民勤劳、善良、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的肯定,又有对农民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既有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有对改变他们命运的真诚渴望;既有对养育自己成长的父老乡亲的感激,又有对他们远离现代文明、封闭心灵的遗憾。作为乡村边缘人和都市漂泊者,聂茂散文的主体精神和价值认同仍旧是给予他智慧和生命的父老乡亲以及滋润他健康成长的乡村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