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自2010年10月我国政府公布从全面反危机的扩张政策退出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了一系列新特点,被称为“新常态”.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发生了新变化,具体表现为新起点、新机遇、新条件、新挑战四个方面.但同时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出现“滞涨”的可能性增大,较长时间内可能会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针对这一特点,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宏观经济政策,并进一步探讨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向组合中的政策力度.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须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全方位部署改革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     

实现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策略

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是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双重目标,然而两者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作者指出,在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要求将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目标设计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内,选择总量有增有减、结构优化的协调运作的经济政策体系;财政、货币政策的运用除了要协调配合外还应立足于长远,并把宏观调控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     

危机背景下美国经济政策再调整及其影响

面对始自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在经历前期利率这一价格型政策工具到激进的"量化宽松"政策干预经济后初见起色,然而随着系列政策工具经济效应的释放,美国经济走势路转峰回。根据目前经济持续下行的严峻形势,美国政府果断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再次实施"量化宽松"新政策。新政是一种数量型的非传统干预经济方式,实质是以增发货币为核心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组合运用,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在新时期的新变种。美国经济政策的新调整必将对美国和世界经济产生大而深广的影响。     

“稳增长与防风险”视阈下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基于政策效果评估和反事实视角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防范金融风险也成为近年来政策实施的重要目标。通过构建多目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模型系统以及宏观调控政策模型，结合时变参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和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估计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盯住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三类目标的时变政策取向和政策效果，并基于反事实方法得到调控三类目标的最优宏观调控政策搭配。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有逆周期调控经济稳定、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政策偏好，而财政政策对三类目标调控的政策取向会随着三类目标在某一时刻的重要性不断进行调整；(2)从政策效果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三类目标有明显的调控作用，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随着政策目标的转变，效果会有强弱差异；(3)从反事实结果看，总体上，只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才能够使得调控经济周期、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周期目标的政策效果最大化。因此，应充分发挥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优势和财政政策在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上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长期持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绿色转型既需要中央银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为其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也需要创新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转型风险。经济绿色转型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权衡、政策工具的优化和创新、政策传导渠道的疏通等提出了挑战;而转型风险的防范对宏观审慎监管中转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监管工具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将气候目标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支持绿色转型的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大再融资合格抵押品范围,疏通绿色货币宽松向绿色信贷宽松的传导渠道,提升政策效果;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在构建转型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的基础上,优化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实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防范转型风险的激励兼容。与此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提升政策的可信度,将有利于提升双支柱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芒德尔稳定性政策思想述评

芒德尔分析了开放经济系统的稳定性政策条件 ,描述了政策工具和目标的相互制约关系。财政政策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属于不同的政策工具 ,作用于不同的汇率体制和市场类型。固定汇率体制使财政政策成为主要的政策工具 ,而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体制下更有效 ,货币政策、汇率体制和资本流动不能同时成为稳定性政策目标 ,是当代开放经济体系的基本特性     

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能否有效实现价格、金融、经济的多重稳定有待检验。实证研究发现：（1）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应对信用风险冲击，减缓波动，使经济、金融保持稳定；（2）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的效果不同，面临技术性冲击时放松宏观审慎政策能更好地调节经济；（3）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波动、金融波动的影响存在U形效应。因此，考虑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更为灵活地调控宏观审慎政策幅度将有助于减少我国经济、金融波动，顺利度过经济结构转型期。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框架的构建

以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CSR)战略管理为研究对象,从 CSR 边界、CSR 战略管理的关系入手,采用规范研究的演绎法分析新常态经济环境对企业CSR战略管理的预期影响。研究表明：新常态经济环境变化导致我国企业CSR的边界变化;应对这种变化我国企业可构建 CSR 战略管理框架;CSR 战略管理框架应考虑经济环境要素,以利益相关者为纽带,并遵循CSR识别→CSR 沟通→CSR 协调的循环提升过程。研究结果启示我们：新常态下政府应加强经济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导向功能;企业应充分认识CSR战略管理能够带来的持续的竞争优势;政策制定部门应建立有效机制了解来自企业的反馈。     

经济开放度提高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增加了宏观调控目标的数目,使得各个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产生了原本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并不存在或者影响很小的内外政策目标冲突,经济开放度增大还使得政策传导机制更加复杂,它还影响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此,必须对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选择、政策中介目标体系和操作方法作出相应的调整。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金融生态演进与银行业新发展

"新常态"是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特点的新概括。中国银行业作为资金融通的重要中介机构,其服务对象和自身发展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所面临的金融生态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金融发展模式、经营风险特点、业务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金融生态新的演进过程。金融生态环境的演进必然会对银行业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商业银行必须根据金融生态的"新常态"做全方位调整,明晰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发展变化和需要,力促自身转型升级,谋求新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必须保持彼此之间的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政策工具的协调、政策时效的协调、政策功能的协调以及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控制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我国的财政政策正向公共财政模式过渡,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现阶段,应该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从而通过有效的货币政策稳定价格指数,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策略——基于杠杆率视角

基于风险资产组合选择理论框架,从银行杠杆率管理角度研究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配合的具体策略。研究发现,通过管理银行杠杆率变化速率,有助于两类政策互补强化,同时实现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的目标：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货币政策偏宽松时,宏观审慎政策应先允许银行快速加杠杆、后约束加杠杆速度;当经济处于过热状态、货币政策偏紧时,宏观审慎政策应先约束银行去杠杆速度、后允许较快去杠杆。     

凯恩斯以来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相关论研究述评

作为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或产出到底有没有关系以及其关系如何,西方理论界一直都存在争论.对凯恩斯以来的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理论即货币产出相关论进行综述凯恩斯等认为经济是不稳定的,必须采取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以便稳定经济;新凯恩斯主义通过粘性工资和价格等理论得出货币政策能稳定总产出和就业的结论;新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等真实经济变量具有强大而持续的影响力;新共识宏观经济学等流派也肯定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应重视预期,注重货币政策与其它政策的协调配合等启示与结论.     

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优化的三个层次

基于蒙德尔—弗莱明模型及“三元悖论”理论,对中国货币政策效用进行了解析,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提高货币政策效用,需要进行三个层次的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及内部组合优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优化、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优化。     

回购契约下供应链协调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

研究最简单的二级供应链在回购契约下是否能协调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将市场随机需求大幅波动与零售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波动作为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基本特征,并以此建立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回购契约模型。对模型进行分析,并用算例进行验证。同时将其与无突发事件、常规突发事件状态下的供应链协调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无突发事在基准回购契约下能实现二级供应链协调。常规突发事件与非常规突发事件在基准回购契约下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若分别对批发价做出适当的调整,调整后的回购契约均能实现供应链协调。不人为地干预市场,回购契约下也能协调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但会加重灾区民众的负担,此时,政府适当干预市场也是一种选择。     

外部金融冲击下的稳定政策与农产品价格

200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呈加速上涨趋势,深入探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并寻求对策,对于当前宏观调控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理论实际意义.我国在应对外部金融冲击,实施汇率稳定政策时,外汇储备、汇率和农产品价格间存在动态调整行为.理论和实证研究均发现,针对我国目前实施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而产生的国际金融冲击和汇率平价的调整行为,都会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为维持相对较低廉的粮价体系,我国政府一方面应进行合理的货币政策和汇制设计以应对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应坚持目前运作成功的农产品价格稳定政策,以保证农产品价格稳定.     

我国外汇冲销干预的有效性研究

本文在分析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和汇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对我国1994年以来实行的冲销干预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顺差，外汇市场经常处于超额供给状态；人民银行大规模干预吸收了外汇市场大部分供求压力，在汇率稳定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外汇对冲规模和干预投放的人民币规模之间存在较大货币缺口，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冲销效果。未对冲的外汇占款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增长的主要来源，加大了现行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难度。针对现有干预存在的缺陷，本文从不同角度对其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剖析。最后，本文指出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我国冲销干预的目标、机制和工具选择等方面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考量

选择合适的反垄断目标是对数字平台进行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欧盟与美国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数字平台反垄断目标选择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元论”(专注于经济福利单一目标)和“多元论”(包括经济福利在内的多种目标)的分歧。本文从反垄断机构和数字平台企业两个视角分析我国数字平台反垄断的目标选择问题。研究表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目标应当以经济福利为主,其他目标应当诉诸尽可能少地扭曲竞争的其他政策工具。在国际数字平台博弈日益激烈、国内加强反垄断监管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政策借鉴意义。我国在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最优政策选项及其约束条件。     

新常态下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与应对策略

继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我国的经济整体呈现放缓的趋势,国内不少学者站在宏观的角度分析了这种经济新常态的利弊。我国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换挡为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创新驱动代替要素、投资驱动,更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详细分析在新常态下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方式的变动,并提出应对的策略。     

转型期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转型期的宏观调控特征与政策思路

在经历长达7年多的调整后,我国经济正进入构筑新增长平台的关键时期,需考虑增长阶段转换、体制改革深化和开放大国经济等多重特征,不断优化宏观调控思路和框架,努力在高杠杆、多风险和有限政策空间约束下实现经济再平衡.宏观调控目标设定要按照质量优于速度的原则,把充分就业、物价稳定、金融稳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总体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提升宏观调控的综合效率;处理好改革和调控的关系,积极推进重大领域改革,为稳增长提供政策空间;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硬化产权和预算约束,畅通政策传导机制;加强预期管理,注重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完善多边和双边协调机制;充分借助大数据互联网,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健全决策支持体系.